他们将不再转生，

因为他们化作了死亡的里程碑，注视着一个个即将死去的同类。

一、王实味——中国知识分子的坐标

王实味，死年41岁。才华横溢，被誉为“天上的玉麒麟下凡”，《资本论》译者。仅因批评延安每周跳舞(“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被打成托派，死于康生口令下。

在人才缺乏的战争年代，仅就翻译200万字马恩列斯文章，就应该有“丹书铁券”，但是他死了。死后31年(1978年)，他的夫人才知道他死了。

王实味之死也是延安整风的一个侧影。延安整风为建政后改造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知识分子变成了一窝猪，每到一个运动节日，便牵出几头。看过王实味，以后的胡风、丁玲、吴晗、老舍……不必再提。

二、储安平——中国民主人士的坐标

储安平，死年不详(1966?)，尸体不见。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不予改正的六大右派之一。

蒋介石姑息养奸，造就了一大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民主派，蒋的垮台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先下手为强，建政后从马寅初、梁漱溟开始，毛泽东便“东市买辔头，西市买鞍鞯”，终于制服了这些妖言惑众的红鬃烈马。如今这些七三、八三、九三们都是官窑制造，摆在案几上，煞是好看。

与章、罗、储相比，今人对时局的批评，相形见绌，岂敢言勇。如果王实味事件提出了“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那么储安平事件提出了“如何对待民主党派”。

三、林昭——百万右派分子的坐标

林昭，死年36岁。原名彭令昭，北大才女，1968年被秘密枪决，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

如果说储安平是大右派代表，林昭只是小右派的著名代表。其死因也不是因为右派本身，而是打成右派后不服改造，继续“反动”。

都说反右是文革的前奏，林昭就是反右时期的蒯大富——反动学生，小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不过蒯大富后来阔了，能与周恩来“彻夜长谈”，如今是百万富翁。

林昭也是后来所有知识青年的代表，她的胆量和执着让人想起了秋瑾。她的一生说明，在中国，革命青年往往不是革命的料。

四、遇罗克——阶级成分、阶级斗争的坐标

遇罗克，死年28岁，北京才子。因父母都是右派，三次高考不录。除写《出身论》批判血统论外，还在《文汇报》发表《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文章指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但遇罗克更可能死于批判姚文元。

连陈胜吴广都知道血统论是不对的，造反起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掌权后却不懂了。结果，反血统论的遇罗克死了，而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谭立夫却成了高干。

遇罗克没有反党，他反对的是中世纪罗马教廷式的黑暗。遇罗克的下场告诉民主派：仅仅反对血统论就会如此，如果反专制、反独裁，危乎高哉。

遇罗克是千百万“黑五类”子女悲惨命运的代表。毛泽东划分阶级成分，分裂国民，其流毒还会影响中国三十年。

五、张志新——中国文化革命的坐标

张志新，死年45岁。曾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张志新最撼动国人的，是她在临死前，从肉体上失去了说话的权利。

对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曾经的志愿军战士，对一个女性，“四人帮”的“法东斯”胜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他们只有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其它不仅没有人性，连兽性也没有。

张志新也是早年维稳政策的代表作，因为她挑战了最高领袖，挑战了个人崇拜，挑战了言论ZY。

六、胡文海——中国村民自治的坐标

胡文海，死年48岁，以3小时杀死村长、矿长等14人、坐等抓捕、从容自述、含笑赴死而著名。

胡文海一介农民，没有理论性语言，没有其它轶事，是村里的“愣人”，其罪行、知名度也不足以与他人并列。但胡文海背景宏大，他反映了农村改革特别是村民自治以来中国农村的现状：混乱不堪，告状无人理，宗族村霸势力滋长，村民自治变成了矛盾自治。

毛泽东当年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矫枉过正”作了充分的辩解和歌颂，而胡文海则被视为一个危险的自杀式恐怖分子。胡文海死不足惜，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恐怖分子会不会增多，胡文海会不会在阴间嘲笑那些跳楼、自焚者怯懦?

七、孙志刚——中国法治建设的坐标

孙志刚，死年27岁。众所周知，孙志刚的死换来了中国收容制度的废除。

之后，通钢老总被工人打死。“通钢事件”引发了企业重组制度的讨论;马三家的新闻引发了劳教制度的讨论，曾成杰之死引发了金融制度的讨论。

正如汪洋所说，“改革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割自己的肉，中国的法治进步要靠人的死亡来推动。

据官方公布，孙是在医院中被护工和同房病人殴打致死的。承认被人打死，是孙志刚最欣慰的一点。孙志刚不知道后来还有更多的死法：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做梦死，上厕所死……

被打死，多么称心的结论。

八、杨佳——一个“体制外英雄”的坐标

杨佳，死年28岁。杨佳出名的标志，是他现在的坟头，按着好几个摄像头。

杨佳是“水泊梁山”式的人，官方的描述和评价与民间截然相反，相信历史将选择后者。个人尤其是罪犯不可能证明官方做了什么，但民众可以集体认定官方肯定做了什么。史书上不能认定，就在小说中认定;官窑里不能锻炼，就在民窑里烧制。你不给现实一个说法，历史就给你一个说法。

警民关系是官民关系的集中表现。多个“民间英雄”的出现，说明社会正在撕裂。杨佳不胫而走，已被境外拍成电影，而被册封的六名烈士却是“不作宣传”。

九、聂树斌——一个“死不悔改”的坐标

聂树斌，死年21岁。十年后，“真凶”王书金出现，但法院不予认可。所谓“死不悔改”，就是人已死了，案子就不能再改了。凶手坦白而法院不许，这是中国法治史上实践“坦白从宽”最辉煌的案例。

主流媒体应该请大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分析一下王书金的认罪心理：他与聂树斌不认识，怎么知道十年前的那个案件?他为什么要认这个罪?坚持认这个罪有什么好处?交代十年前的犯罪，仅仅是几个细节不符，是故意的吗?

李玫瑾是皇家学院漂白专业毕业的，曾分析出“李天一是个好孩子”“药家鑫捅刀与弹钢琴有关”“马加爵杀人与贫穷无关”等等。李玫瑾能漂白王书金，就能漂白一大批河北官员，功莫大焉。

聂树斌注视着李玫瑾。

十、夏俊峰——一个“礼不下庶人”的坐标

夏俊峰，死年37岁。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普遍存在，夏俊峰的悲剧在于千百万人呼吁“刀下留人”而无果。

关羽杀盐官，张飞鞭督邮，鲁达打死镇关西，杨志杀死牛二，贺龙杀税官，彭德怀杀恶霸，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是英雄。但聂树斌不是，因为我们法治了。

而许多城管打死小贩、强拆致死房主的事件却没有死刑。

毛泽东说过，在群众不理解时，不能强行实行我们的政策，要先做好群众的教育工作。夏俊峰的案件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夏俊峰的死刑复核拖了三年多，当局一声不吭，是在做群众工作吗?三年后群众呼声越来越高，忽然之间，执行死刑了，看来不需要做群众工作。杀人以后，沈阳中院又出来解释“为什么要死”，这不是把群众当猴耍吗?而且，中院为什么不解释一下“死刑犯不能与家属合影”呢?

不仅夏俊峰人微言轻，老百姓也是“民微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