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中共窃政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这几位，是当年峨边沙坪劳教农场的幸存者。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