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如今的青海湖劳教农场早已废弃，当年农场残破的照壁上，领袖画像和语录字迹仍隐约可见。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陆，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