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开它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引起很大关注，因为"三中全会"本就有些特殊意义，而按惯例，它推迟了太长的时间，很不寻常。
中共闭门开中央全会，而会议期间的几天，是宣传喉舌的表演时间。回过头看，全会里的风波虽然传得沸沸扬扬，外人难辨真假，喉舌表演倒是还算有迹可循，也许比全会的官样文章更有些意思。
其中有两点，可以推敲。一是习*近*平头上出现一个新桂冠，其根据之一是新报导的一个故事，却很是模糊，颇为可疑，而且新桂冠的特稿莫名奇妙消失，但纪录片尚存；一是《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并非新作，乃语录式"节录"，堆砌起来看似漂亮，内里实在是一团糟。
他开他的会，宣他的传，旁观之人，还是不妨说三道四。
一
习*近*平的新桂冠，名曰"改革家"，而且据说他"有改革家传"，证据是他1978年就曾"受父亲委托到安徽滁州实地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华社这篇近万字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出笼后不久就又消失，看上去这个"改革家"似乎言不顺而显得名不正了。不过，新华社另有一个所谓重磅纪录片《领航新征程》，一开始就说，习*近*平1978年"陪着母亲"，"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显然，塑造新"改革家"是系统工程，删除特稿，是其中一桩莫名其妙的事件。
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多年，如今已名存实亡，这个时候，中共官方居然不满足于描述邓姓老人在南方"画圈"的神话，煞有其事地开讲另一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画圈"之前另有人有"调研"实绩，或许更伟大。新添一笔历史，意味深长。
小岗村十几户农民冒险签约"大包干"是1978年10月的事，实施起来，因农作条件而应该是1979年及之后了，而且处于迫于政治因素而保密的状态。新华社纪录片特意点出习*近*平"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似乎暗示他与小岗村农民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倘若习某人当时真的已知晓小岗村农民的作为，甚至有所肯定，那中共宣传机器应该早就大作文章了，等不到今天。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突破，其过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数年之中，各式各样的承包竞相争鸣，过程颇为艰难。包产到户，是合作化之后数十年间农民持续追求之事，被中共列为"三自一包"之一，属于"妖风"，必欲除之。1978年之际，它卷土重来，被称为"大包干"，土地承包最为彻底但也风险和分歧最大。笔者的一位朋友1982年大学毕业实习下乡调研，当时题目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当时的形势，土地承包已成大趋势，但承包方式各有不同。行前，学校的指导说法是，"大包干"适合于最贫穷的地区，不一定是土地承包之主流。然而学生们到农村所见所闻，几乎都是"大包干"在实践之中，他们看到的是，农民实践推着中共跨过意识形态分歧向前走。
习*近*平1978年到安徽滁州调研，倘若属实，也未必意味着他是改革家。"调研包产到户"是一篇大文章，而习*近*平，在他调研之中与之后，当时他对农村土地承包，对承包到村、到队、到组，乃至到户，具体了解多少，具体怎样看法，新华社的特稿和纪录片，都语焉不详。
这就很奇怪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使习*近*平去调研包产到户，但人们不知道他的实际感受、分析、判断或结论，只知道他后来是与中共官方保持一致地肯定和赞扬农民承包土地。他后来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以及最终的博士论文，与农民家庭承包土地无关，避开了农村土地问题。这位习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被人视为"语言风格极其政府公文化"，至于内容，据论者介绍，他的论文表明他"关心农村和农业的问题"，面对"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有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提出"农村市场化"的对策。
那么，习博士，习总书记，"全面主席"习某人，对农民土地问题，其实没有显示出热情，他自己的研究与观念，避开了农村土地问题，注重其它。
农民承包土地，得到土地经营权，而"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后六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尚未实现，是中国农村基本现实。农民对土地连经营权都不确定的状态，致使人民公社体制苦熬支撑数十年，终于不能不失败，而农民不能拥有土地，其实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经营权。农民们承包了土地，却无法依靠对上级负责的官僚化的村组织，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异化为压迫农民剥夺农民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中共口口声声心系人民、关心人民疾苦，尽管中共常年坚持其每年"一号文件"涉及或针对"三农"问题，却坚持回避真正关乎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私有。这与习*近*平的回避，是一致的。这样，习*近*平的"改革家"头衔，以及所谓"家传"，就完全落空。
但是，若以为习*近*平的中共完全避开农村土地问题，那又小看他们了。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当局通过并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一个举世关注的举动。
农业合作本身，有其合理性，如日本的"农协"，为拥有土地的农民提供服务，体现着"耕者有其田"、"耕者营其田"，以及农业合作组织服务耕者，三位一体，比中国的农村体制更具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