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忻却越来越自觉地将无私无声的爱撒向一切人，就不仅构建了全新的人际关系，原有的旧关系也获得新机。
2016 年，42 年前（1974）安顺"民间思想村落"的那帮朋友：杜应国、罗布农、刘丹伦、何幼、张志敏、杨若敏、廖志强一行7 人来到燕园，与我和可忻相聚。那天晚上，"崔老师一首接一首地唱，朋友们轻扣拍子，静静地听"。"崔老师用她的优雅，她的活力，她的优美歌声、琴声，感染、感动了所有人。朋友们纷纷离座站起，对着崔老师拿起了手机……"。"这一夜，属于崔老师！""这一夜，属于这个历经坎坷却依然典雅、高傲的女人！""这一夜，我知道，你把我们当作了家人、亲人，你让我们笑，让我们感到温暖，也让我们心疼，让我们的心有点酸……"（廖志强：《那一夜，你让我们流泪……》，收《崔可忻纪念文集》）。
在我的学界、教育界的老朋友心目中，可忻始终是他们的家庭医生，把爱渗入他们自己与亲人的生命中。"近三十年了，每当我打电话请教她，她总是不厌其烦，详详细细指导我就医，没有半小时她是不会挂断电话的。有时候第二、第三天，她还把从网上收集到的新知识补充告诉我"（王得后：《我的崔大夫》，收《崔可忻纪念集》）。"2011年北大中文系每年的例行体检，子平和老钱凑巧在同一拨儿。崔老师和我在外边等候两位先生的结果。崔老师一看子平的血糖指数飚高，比谁都着急，立马下令子平第二天一早去北大校医院专门再验血糖"（张玫珊：《崔老师点滴》，收《崔可忻纪念文集》）。"我提到她，更愿意称'崔大夫'。一直认为她才是真正的大夫。她一旦知道谁家有病患，总是很关心，竭力相助"。"也是她再三提醒我，更要注意心血管问题，防止意外。病不可逆，但她的关怀和帮助我不能忘"（王栋生：《崔大夫》，收《崔可忻纪念文集》）。可忻自己也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医生，见到病人就想医治，就有一种深入了解病情，考虑如何进行最有效的医疗的冲动，遇到疑难病症更充满好奇"。"当朋友因为我的及时有效帮助而表示感谢时，我心里常常想，真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我从中获得了医生的乐趣与生命意义"（崔可忻：《别了，我心爱的医学》，收《崔可忻纪念文集》）。
这是我的学生辈所倾心的我和可忻的晚年形象：老师和师母"他们的兴趣如此不同，却又相映成趣，其中的相处之道令人着迷。在燕园，我有时会因为在同一个时间里是和老师聊天还是陪崔老师说话而挣扎，两个人都是我不想错过的"（范智红：《我的师母》，收《崔可忻纪念文集》）。"在世界上的生存有许多我们无法选择的地方，但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崔老师就会选择做她认为最好的一切"，"我觉得崔老师正是这样的天人之际的大勇者"（贺桂梅：《我心目中的崔老师》，收《崔可忻纪念文集》）。"正因为有像崔老师这样的人存在，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可以如此充实而光辉，强大而温柔。她就这样鲜活地、幽默地、娇嗔地、骄傲地活在我们身边，在凡俗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可以怎样度过'"（李静：《我心光明，向死而生》，收《崔可忻纪念文集》）。
当然，养老院也不是世外桃源，这是我一再说的，也是越来越深切感受到的：燕园也是一个"中国小社会"，还存在着无可回避的"老人的代沟"。泰康老人大体分几个年龄段：1949 年以前的一代，建国初期出生的一代，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不同政治、历史背景都会造成老年人之间的分歧，以至纠纷，内斗，还有"打官司"的。在疫情、后疫情时期，更陷入了我所说的"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困境之中。
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老年人生的处境与选择。我和可忻也不能免：正当可忻在"医学与音乐的结合"这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属时，她所在的"爱乐"兴趣小组却为"老年唱歌追求什么，是作功利性的表演，还是超功利性生命呈现"发生分歧。始终坚守老年理想主义的可忻最后毅然退出，不久就病倒而结束一切了。
这却成了我的研究课题："养老院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我写了相应文章（见收入本书的《关于养老人生的修养问题》），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扬善抑恶"："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群体，都是扬善抑恶的。人们身处其中，自觉不自觉地，自自然然地，显示自我人性好的方面，压抑恶的方面，以善相处"。同时，人与人之间又应该是有距离的。"距离产生美"，人性与人际关系的单纯化，应该是养老人生追求的生命境界：这就是"返老还童"。
二、老年人的生命存在方式
这又涉及一个重要话题和研究课题：老年生命存在方式，老年生理、心理上会遇到什么问题，呈现什么状态。
所谓"养老人生"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所谓"活力养老"，身体基本健康，思想、精神还处于正常，甚至活跃状态，这是一个可以再学习、再创造，可以自我掌控的老年黄金期。时间属于自己，生活也属于自己，只作自己愿意做的事。尽管也有子女和养老院服务人员的照顾，但一切由老人自己作主。这样的"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