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吴丽明结束任期，并不是整场改革出现拐点的根本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教育评价体系的风向。
缙云地处山区，耕地面积不多，当地人形容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关于教育理念，当地流传一种“梅干菜精神”，缙云文联主席老杜介绍说，“我们这个地方菜也很少，冬天也没东西吃，就把菜晒成梅干菜，我们跟绍兴的梅干菜还不一样，我们的梅干菜是晒得很干的，就是生怕坏了。几代人读书的时候，都是靠啃梅干菜长大的。”
老杜和吴丽明是三十年的老同学。他们当年念书时，就是带着梅干菜，最后走出大山。“把梅干菜卷起来，带到学校，吃的时候把梅干菜放在蒸好的饭上，就那样吃着，去考大学。”
在浙江，缙云历史上一直极其重视教育。当地的缙云中学，更是整个丽水多年排第一的超级中学。作为一所县级中学，就连丽水市的家长都会慕名而来，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以2019年为例，这一年整个丽水文理科第一名，都出在缙云中学。浙江的各大高中，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会把考上清北的人数进行全省排名，而缙云中学作为一个县级中学，在2019年有4人考上清北，有一个班甚至有47人都过了浙大分数线。在2022年之前，缙云清北人数一直在浙江省高中里排得上名次。
但到了2024年，情况出现了变化。缙云中学考上清北的人数减少，在浙江全省清北上线榜单上，缙云掉到了三十名开外，在丽水范围内，也被丽水中学和遂昌育才中学反超。在当地一些人的解读中，缙云高考成绩下降的原因，被归结到了“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上。
更有危机感的事情还在后面。为了平衡生源，防止“掐尖”，2021年浙江发布了普通高中招生新政，禁止了跨区域招生的行为。这意味着，缙云中学只能在缙云县范围内招生，再也无法招收丽水其他县市的优质生源。而今年缙云中学的高考成绩，与去年相比，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学校甚至没有对外发布喜报。
这意味着，整个缙云县对教育的强大预期，最终依旧会归结到成绩上。
但过于重视分数的应试导向，恰恰是吴丽明所反对的。应试教育里最厉害的一项措施，就是统考，每年全县范围内都会组织一次考试。“9年义务教育阶段只有一次可以统考，叫做中考，其他都是不允许的，明令禁止的，教育部有文件，省里有文件，市里有文件，我们县里有文件，但是基本上各区域都在统考，换了个名字，叫素养测试。而且不光缙云，其他地方都在考。”
“统考成绩实际上当成KPI指标了，来衡量老师有没有用心在教，学校有没有用心办学，最可怕的是，这个指标会决定校长的升迁，决定老师的职称评定，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但都这么做，这成为了土壤。”吴丽明说。
也正因为如此，2021年6月，双减开始时，吴丽明特别激动。“我说太及时了，这个政策的出台。双减一方面要求减去过多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要求减少过多的校外培训，这两件事情背后的本质意义，在于要减去老师、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控制。”
在推行“反内卷”教育实验后，吴丽明曾经想办法弱化成绩的指标。这也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校长能放开手脚，去探索更有趣、更结合乡村的项目化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旦考核机制上放松，每位校长都会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然而，在更大的时代趋势上，乡村学校正在集体消失，这也成了压垮缙云模式的最关键一根稻草。
这背后，既有城镇化的趋势，也有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现实。公开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到2020年，20年时间里全国一共有328672所小学消失，平均一天消失45所。这些消失的学校，大多数为乡村学校。
与此同时，2023年，全国小学适龄儿童为1700万，四年后，将锐减至1000万。加上农村学生不断涌向县城，大量农村学校将因为没有生源而被迫关停。由于国家对学生人数少于100人的学校，是按100人拨付教育经费的，当“麻雀学校”越来越多，不仅占用了过多的教师资源，也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经费。
缙云也无法例外。县教育局教研室的田潇湘，曾经也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她说，在缙云，学校按照人数分为A、B、C三类。1000人以上属于A类小学，300人以上属于B类，剩下的就是C类，基本全是乡村小学。
“去年，整个缙云一共有43所小学，今年变成34所，明年还会更少。”田潇湘说，“消失的9所学校，全部都是乡村小学，会由小学变成教学点，不再设校长，未来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掉，与此同时，A类学校会变多。”
当年在小微联盟里做出过创新的乡村学校，如今绝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成为历史。
浙江省缙云县章村小学的笑脸墙
另一种未来
2023年，赵伟进得知自己任职的小学即将取消，改成教学点的那一刻很不开心。因为他正准备把这三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等等项目的课程探索经验做一个整理，课题就叫“小微学校如何去传承当地的优秀文化”。这样的经验，他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因为他亲眼见到过孩子们参与这些课程之后的笑容，以及对乡村的重新发现和认同。
“再多给我一两年其实就够了。”但他没有时间了。接下来，他会被调到双溪口小学担任校长，这是另一所即将消失的乡村小微学校。
马鑫飞打电话来鼓励他：“9个乡村学校都改成了教学点，其中8个校长都到其他的学校当副校长了，年轻点的调到城里了，但你还是校长，也算是局里对你的认可。”
他自己也花了五分钟就想通了——“我还是在小微，我还可以去做我的初心要去做的事情，对吧？”在40岁之前，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在一所学校负责政教工作，融入县城的生活，身体渐渐发胖，生活渐渐变得能看到几十年之后的未来。但现在，他开始每天健身，每天晚上想的都是怎么办学校，有时候半夜爬起来，把点子记在笔记本上，生怕忘记。教育的理想，改变了他的生活。
像赵伟进一样，当年参与过这次改革的人，都被教育理想的光改变了。
教学生搭木桥的校长尹一青，被调到了一所更大的小学当副校长。这所小学条件比当初他在的农村小学要好太多，与他相见时，他带我参观了学校的3D打印活动教室，活动室里，摆着超过五台3D打印机，其中一台正在打印中。教室三面墙都摆满了3D打印作品。这间教室光成本就要二三十万，每打印一个作品，耗材费用就需要80块钱。
如今，尹一青工作的小学里拥有了3D打印设备
尹一青终于不用再像当年那样绞尽脑汁，省钱给学生们购买人人都能动手玩的材料了。但他不太喜欢这里。“3D打印这些，只能说是一个技能，打印出来的也都是装饰品。”而之前村小的孩子们用扑克、纸杯、废弃物搭建出来塔和小车，则是在创造。
带领学生做校门项目的马鑫飞，或许是所有校长里，一个去了更大学校当校长的人。他去了一所B类学校，学校一共有800多人。他的教育理想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培养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有情感链接的，都是要有审美能力的，都是要社会价值感很强的，都是有一个好身体的。只不过是资源不同，可能城里面搞的是航天模型、军舰、飞机等等，我们农村有农村的玩法，我们有田园、水、植物、动物。”
马鑫飞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在新的学校里，他带领学生们养起了羊、兔子、鸭子……甚至还在学校里种起了西瓜。“正好有个副校长会种西瓜，我就让他开发了一个带学生们种西瓜的项目课程。以前没有学生知道怎么种西瓜，但现在知道了。比如在长瓜藤的时候，要留下两根主干苗，然后还不能乱施肥。他发现，每次下课，都有孩子在走来走去观察西瓜的长势，这说明学生们是很感兴趣的。”
这个夏天，每个班都迎来了西瓜的丰收，最多的一个班，种出了二十多个西瓜。“这之后还有一系列活动，瓜切出来做成瓜帽，做成水果拼盘，举办吃西瓜比赛、运西瓜比赛等等。”最后，把文化、民俗、体育、自然等科目都融合到了一起。
但同样有一个明显趋势，在学习成绩这件事上，几乎所有的校长们都变得更加走向中庸的方向。
“毕竟，目前中国大环境它还是靠成绩，现实和理想一定要并肩作战。”马鑫飞说，“所以我现在的确在做着改革，但我不可能丢下学习成绩，丢了的话我觉得会前功尽弃。”在培养方向上，他有不同的想法，“我并不是培养死读书的学生，我希望培养灵动的学生，即便在他们不能得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们还能帮助他打开别的路。”
这也与马鑫飞自己的人生路径相符。
如今，到了双溪口小学当校长的赵伟进，重点也是放在了抓成绩上。“如果说我之前的学校成绩在中间偏上的话，”赵伟进用手比了一个齐肩的位置，“那么我现在的学校成绩就在这里，有的老师甚至都不备课了。”他的手一下子直接降到了腿上。
“我既然来了，就要找到最重要的先去把它给突破，别让整盘菜被毁掉，对吧？”他想出一个办法，联合附近两所小学，搞了一个“三校联研”，花钱请来退休的名校老师，专门来听课帮助学校老师。“这个退休老师我们请来了，作为我们的总督导，她一度特别焦虑。因为她发现怎么学校的教学质量这么差，所以我们就让老师从批改作业的规范，从备课的基础开始学起。”
赵伟进也知道一些“捷径”，比如让六年级放学后留下来晚自修，比如占用一些其他的课程时间，“只要使劲地磨，这个成绩就会上来，但这么做就违背了我的初心，我不愿意这么做”。与此同时，之前研发的那些生动的课程，他也引入了学校，比如当地产樱桃，他就开发了一套采摘和销售樱桃的课程，学生走上街销售樱桃，其中一位有些口吃的学生，也卖出了好几盒。最后，30盒樱桃卖得只剩了两盒，赵伟进自己买走了这两盒。
某种意义上，缙云教育实验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从这些校长们的新探索上看，尽管小微联盟已经逐渐式微，但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延续当年的理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认为，今天我们的乡村学校越来越少，小学规模越来越大，可能是一段必须经历的时期。“观察全世界的小学，人数一定要少于300人，才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超过300人就只能标准化，现在国内的学校正到了一个走向标准化的时期，因为过去太过于非标准化了。只有经历了这个标准化的过程，才能往前走。”
“过于注重成绩的现实，确实无法杜绝，因为整个社会都比较焦虑，家长也会问学校要成绩，我孩子给你送过来，成绩啥都没有，天天就这么疯着玩也不现实。但现在，教育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县市也开始了新的管理体系。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并不是靠卷出来的。”赵宏智说。
尽管离开了教育系统，吴丽明也依然在为着教育来回奔波。7月2日，他和两位老同事见上了面，像之前一样，他先花了大约四十分钟阐述自己新的音乐教育的理念，比起之前那些更宏大、范围更广的教育实验，他如今想从微小之处着手。
幼儿园园长陈伟妃也谈起最近让孩子们去“听雨”的活动。这让吴丽明觉得“缙云模式”的火种似乎真的没有熄灭。
陈伟妃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件雨衣，然后班主任在群里发出这样一次体验雨的活动邀请，全凭父母自愿带孩子来参加。最后，一共有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还有一部分跟着一起来淋雨的家长，也被孩子们跟自然的那种亲近所打动。“吴局你是没有看到，那天我整个裤子全湿了，我还摔了两跤，屁股和膝盖都是泥土，但那天我也很开心，孩子们开心的氛围会感染你的。”
那一天，孩子们穿着小雨鞋，像小猪佩奇一样，看到一个水坑就往里跳。雨鞋里进了水，脱下来倒掉，然后又继续寻找水坑。有的孩子去摇晃树，树上的水都落下来，大人们避之不及，但孩子们却反而抬着头，让整片雨洒在他们脸上。还有的孩子，用塑料桶收集雨水，收集爬出来的小虫子和蜗牛。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雨声和孩子们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