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治连续遭受两次严重破坏的例子展示出，西方现代法治虽然相对来讲比较优越、更接近于德法治，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完美之处，有时甚至还可能出现倒退和恶化。同是西方国家，由于文化差异、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设计细节的不同等原因，国与国之间的德法治指数差异也相当大，比如，美国2023年的德法治指数（0.7）比第一名丹麦的德法治指数（0.9）低了整整20个百分点，美国2024年的德法治指数必将进一步跌落。法治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不可能完美，西方司法部门里的人并非个个有能力做到以法律的德治原则为上，同时，对法律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不同人之间的看法也会大不相同。法治不可能完美的第二个原因是制度不完美。以司法独立为例，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的司法独立并非百分之百，美国总统有权任免司法部长和FBI局长，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由总统提名、再经国会同意后任命，美国93个联邦级执法官也由总统任命，所以，司法的好坏与政治领袖及其他政治精英的素质好坏不可分割。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呢？答案恐怕是，这不可能，司法机构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人类永远也无法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制度，只能将就于一个更不坏的制度。要在更不坏的制度下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社会，需要依靠另一块基石，即，重视德治，尤其应该看重对政治精英的道德要求，这样才可能使法治成为更遵守规则的德法治。
由于人性和制度不完美所带来的法治不完善性，使得西方法治也会出现贫富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或官民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西方法治甚至有可能面临严重危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类向往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难以真正完全实现。我们只能说，西方法治比专制国家的权法治更接近于以德治原则为上的德法治，西方法治中出现不公正案例的几率比在权法治下要小得多。
如何建立德法治
回到如何才能建立起德法治的话题，让我们接着来检查一下德法治指数与民主指数之间的关系。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评出的2023年民主指数表9，并结合前面提到的“世界正义计划”（World Justice Project）组织发表的德法治（rule of law）指数表，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民主指数前30名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德法治指数也排名在世界前30几位内。但有两个国家，即民主指数第20位的希腊和民主指数第21位的毛里求斯，其德法治指数分别落到世界第47位和第46位，与其民主指数不相称。反过来，另有两个国家或地区也展示出民主指数与德法治指数明显不匹配的现象，即民主指数第69位的新加坡和民主指数第88位的香港，其德法治指数却分别名列第17位和第23位，相当靠前。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主指数位于第148位，德法治指数位于第97位。这些数据显示出，德法治指数与民主指数并不存在绝对清晰的一对一关系，但是，民主指数高的国家，绝大多数拥有较高的德法治指数。可见，提高德法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向民主政治靠拢，改进国家政治上的民主指数会大大增加建成德法治的概率。
不过，新加坡和香港的例子也很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这两个民主指数不高的国家或地区却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德法治水平？我认为，答案或许应该从德治的角度去寻找。这两个地区的法治建设最早是通过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的，有着良好的先天基础，继承了高质量的英国德法治传统，虽然这两个地区的法治缺乏民主制度的保障，但其先天的德治成分，加上后天破坏也不严重（也是一种德治，即行政权力自觉限制对法律的干涉），使得这两个地区可以在缺乏充分民主的条件下拥有较高的德法治指数。不过，根据另一家非营利民间组织–“数据中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列举的172个国家的德法治(rule of law）指数表10，香港2023年的德法治指数是0.73，排名世界第69位，虽然仍然比在同一列表中指数为0.24、排名为第136位的中国好很多，但与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时的德法治指数（0.95）相比，倒退了23个百分点。这说明，缺乏民主制度的保障，原本良好的法治也会出现严重退化。“世界正义计划”组织列举的德法治指数排名与“数据中的世界”列举的德法治指数排名不尽相同，可能是衡量标准的具体细节不同。除了香港的排名在两者之间差距颇大外，给美国的排名两者也有所不同，美国在后者的列表中上升到第16位。另一方面，两个组织一致认为丹麦的德法治质量世界第一，新加坡被后者排在第21位，与前者所列的第17位颇为接近。“世界正义计划”没有将台湾纳入名单里，而“数据中的世界”给台湾德法治的排名是全球第30位。
如果说新加坡和香港的法治拥有良好的先天基础的话，那么，中国现行体制的先天基因就非常不堪了。中国体制照搬的是列宁创建的苏联极权模式，唯一的权力无所不控，为了权力安全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这造成中国体制中极度缺乏德治的成分，要实现德法治所需走过的距离很长。根据“数据中的世界”所列信息，中国的德法治水平在1997年就已经相当低（0.30），到了2023年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出现了大约6个百分点的下降，这说明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法治离德法治的距离不是更近了，反而是更远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领袖的治国理念始终没有从列宁式的一切以权力安全为上的思路中走出来。虽然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政府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要良性得多，但由于中共不肯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放弃列宁主义，中国政府行为中的德治成分始终没有得到多少提高。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治国理念是否能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在思想上割断与列宁主义相连的那条脐带，树立起政府的主要职责（包括法律的主要职责）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当然这种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宣传口号上，而是必须真正贯彻于实际政策和行动中，只有这样，中国政府行为中的德治水平才会出现提高，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才可能有机会走向进步。我们可以从今年刚卸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行为中看到德治的重要作用。虽然李显龙不完全是依靠民选当上总理，但是他对政府职责的认识却颇为符合现代理念。李显龙发表公开讲话时，总是格外强调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显示出他对这一理念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显龙看重为人民服务不局限于言辞，他在任期内为改善新加坡人民的生活做了很多实事，尤其突出的是，他没有做破坏新加坡法治的事情，使得新加坡的德法治水平名列世界前列。他还主动提出新加坡不应该有超过70岁的总理，于2024年5月将总理职位传给了新一代政治家，表现出他拥有一定的自我权力约束能力。可以说，李显龙是德治型政治领袖的一个范例。新加坡模式是中共想要学习的对象，可是，学习新加坡，不能只注意到其政治不够民主的一面，还必须看到新加坡政治领袖德治水平高的那一面。其实，哪怕从政治民主程度方面衡量，中国与新加坡的差距也很大，新加坡仍然允许反对党存在，反对党的力量也并非可以忽略不计，在上届新加坡选举中，反对党获得了30%的选票，这是为什么新加坡的民主指数名列世界第69位，远远超前于中国民主指数的第148位。
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也说明，法治的进步有可能超前于民主的进步，关键在于政治领袖是否愿意自觉提高统治行为中的德治成分。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在实现民主之前，政府早已主动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德法治，保护人民的权利，同时为人民生活提供相当全面的服务。可以说，政府越是自觉追求德治，政府的行为越是良性化，政府为人民提供的保护和服务越多，人民想要暴力推翻政府的愿望就必定会越弱，政府逐渐演变成由民选产生的转换过程也会进行得更加稳定顺利。
注释：
World Justice Project,，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rule-of-law-index/global
Tom Bingham,The Rule Of Law,(London: Penguin,2011)，p10
Tom Bingham,The Rule Of Law, p17, p23
World Justice Project:,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about-us/overview/what-rule-law
邓嗣源：<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2018年9月13日)，CND刊物和论坛，http://hx.cnd.org/2018/09/13/
吴彦：<走出西方法治主义的迷梦？>，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总第110期，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0-200710070.pdf
Tom Bingham,The Rule Of Law, p5
秦晖：<秦汉史06>，秦川雁塔官方youtube频道，https://1.730795.xyz/aaabbbccc/https/www.youtube.com/6Vhe72bMRnc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Democracy Index2023，Age Of Conflict，https://pages.eiu.com/rs/753-RIQ-438/images/Democracy-Index-2023-Final-report.pdf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rule-of-law-index?tab=table&time=1997..latest
作者伊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本文的小节题目是编者添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