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以来，习*近*平不断扶持亲信的同时，还以反腐之名，将政治对手派系人马清洗干净，邓小平之后中共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也在习*近*平手上被终结，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是，依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习*近*平要求包括常委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向党中央和其本人书面述职，习*近*平不仅认真审阅述职报告，还会给每名委员亲自点评，工作干的到位与否，思想作风是否做到了绝对忠诚，全凭习*近*平一句话。

政治局委每年要向习*近*平述职本身就意味着习*近*平架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也背离邓小平设计的防止权力高度集中的“集体领导”潜规则。

第七条，钳制言论，制造恐怖，让十多亿人莫谈国事，让1亿党员不敢妄议。

“不使用网号、网证也可正常上网”，一个“也”似乎意味着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强势推出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遭遇公众抵制后开始有限妥协了。

不过，对于持这种看法的声音，我还是觉得过于乐观了，要知道，自从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之后，从此，中国人民的互联网防火墙就越筑越高，对公众言论的钳制就越来越恐怖，稍有不慎轻则封号约谈拘留，重则判刑，互联网上近乎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

曾在北美访学，现已回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针对习*近*平新时代即将推行的网号网证制度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称，此举是给每个网民安上的监视器，所有网上的痕迹（包括浏览痕迹）都可一网打尽打尽地轻易加以收集。

劳东燕直言，在网络实名制推行12年之后，超过十亿的网民都已经在各个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处留下认证所需的个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网号与网证制度还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当初推行网络实名制，就是以保护普通公众的名义推出，保护的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这意味着，《办法》的推行与网络实名制一样，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所谓保护个人信息云云不过是虚晃一枪，至少不是主要的目的所在。

确实，如今已经全面掌控中国人上网路径的网信办就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的重要成果之一，2014年2月，作为“小组治国”顶层设计之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当时仅有四个中央领导小组由习*近*平直接坐镇，这意味着网络治理是习*近*平任上的优先事项。在同一年，国家网信办也重整架构，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国务院和党中央两个“网信办”党政合一，鲁炜的上司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变成习*近*平，对互联网的掌控权力更进一步。2018年，中央网信领导小组制度化为中央网信委员会，也意味着其政治地位更上一级。

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后，网信办明确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而31个省份，以及市、县一级也逐渐成立网信办，作为办事机构设在各级党委下，一支由中央渗透到地方的互联网治理队伍由此建立。

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后，接连发布“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文件，对互联网内容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审查。比如，网信办就“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多次约谈过网易、新浪、腾讯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认定“城市媳妇回乡过年不能上桌吃饭怒掀桌子”等消息为谣言并处罚了一批网站；规定网民如何取名（比如不能用“人民曰报”作为名称）；牵头工商局、卫计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调查“魏则西事件”；下架涉及暴力的APP；表态要整治饭圈“乱象”。政治敏感信息也在网信办的重点审查之列，2016年2月，网信办关闭了任志强的微博账号，此前他因为质疑“党媒姓党”而被官方媒体批驳“妄议中央”。

支撑网信办庞大审查工作量的，是同样庞大的官僚系统，除了在省、市成立中央网信办的分支部门，中央网信办的人力也日渐增加，除了“网络评论工作局”、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等部门，还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互联网舆情中心”等直属网信办的事业单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倒退到什么地步了？最近一个例子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老师，被人挖出两年前在微博上说“想念除中国大陆之外的任何地方”，说“印尼的星巴克杯子都比中国内地的好看”，说“喜欢日本”，就因为这个，他被学校以“发表不当言论”的名义停职了。

因言获罪门槛已经低到没有门槛的习*近*平新时代，在打击针对习*近*平本人的“不当言论”方面更是立下汗马功劳。2017年6月30日，湖南张家界网民敬迎军，在微信群“双溪桥96届同学群”发言称“释放刘xiao波，习包子还能安心访港？”被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公布认定为“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习包子”三个字有据可查的第一次被官方认定为就是习*近*平外号，侮辱习包子就是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敬迎军也因为一句习包子被“处以行政拘留七天”。

这还不算是最荒诞的，浙江海宁市司法局2019年3月20日下发通报文件称，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竺修远虽然没有利用推特直接发布“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害信息”，但他对多条“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害信息”点了“喜欢”(点赞)，被认为触犯了“律师应该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的行为规范。

2021年1月29号的一份判决书显示，大连市民盛中华因为在推特上转发100多条“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文，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10个月。

中国裁判文书网刊登一份法律文件显示，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的判决书，指天津公民金寿魁因登录网易网站浏览新闻，“跟帖发布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于2019年9月28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2020年5月20日法院认定金寿魁“利用网络辱骂他人，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

2020年12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因言获罪的张展“寻滋”案。法庭在草草听取公诉人对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Youtube发表所谓“有问题的言论”的指控后，在既没有列举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视频的情况下，当庭判处以沉默抗议的张展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4年5月14日。

据维权网报道，比较典型的“被寻滋”案有北京作家和编剧、网络写手“肥猪满圈老李”李贵宝，他因发文章被海淀法院判刑1年，2020年12月24日被收押。

另一起典型的“寻滋”案例是天津软件工程师周绍卿因在推特上发文点赞竟被判刑9个月。周绍卿因点赞和发推120余条，2020年3月13日被刑拘，8月17日批捕。周绍卿曾被诬陷为精神病人，但法院又称他有完全责任能力将他判刑9个月，刑期至12月11日。

河南许昌电气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文长安被指因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在推特大量转载并评论发布“污蔑、辱骂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及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等推文1500余条，2020年8月4日被逮捕，10月14日被判刑一年，罪名是“寻衅滋事”。

45岁的湖北荆门人权活动人士刘艳丽2020年4月24日被以“寻衅滋事”判刑4年。判决书称，刘艳丽的网上言论攻击、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损政府形象。刘艳丽的亲属和辩护律师表示，案件涉及的都是网上发表或转发的言论，纯属应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不构成犯罪。

一些人即使身在国外，因发布被当局认为“有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被威胁、骚扰、判刑，甚至累及国内的家人。

一名20岁名叫罗岱青(译音)(Luo Daiqing)的留学生因2018到201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期间发推讽刺 中共领导人，“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汉后被捕，11月被“寻滋”判刑6个月。

除了这些被抓的普通人，前文提及的任志强因为发布“讨习檄文”，讽刺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被重判18年。劳东燕的清华同事许章润，因发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等批评习*近*平文章，2020年7月6日，他被警方以嫖娼为由从北京寓所带走，7月15日，清华大学以许章润嫖娼受到公安行政处罚以及2018年7月起多次发表文章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有关规定为由，将许章润开除。8月19日收到清华大学之《失业人员告知书》，正式被校方解雇。

加强钳制十多亿人言论的同时，在习*近*平治下，“妄议中央”也成为1亿党员不可触碰的红线。按照中共叙事，妄议中央，是指党员干部不按照正确程序和渠道，对党的方针政策妄加议论和批评。有的人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甚至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肆无忌惮，是不正确、不合规、不负责的行为，容易导致党内纪律松弛、人心涣散，阻碍政令畅通，久而久之还会严重毒化政治生态，妨碍干扰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明眼人都清楚，所谓的“中央”，其实就是“习*近*平”，妄议中央就是妄议习*近*平。可以预见，网证网号实行之后，中国人的言论空间会进一步萎缩，宪法35条继续成为摆设。

第八条，隐瞒疫情真相，导致新冠全球蔓延，中国人遭受三年封控。

在中共的历史叙事中，建政前、建政后，文革前、文革后，改开前、改开后，是已经形成历史定论的划代节点，到了习*近*平新时代，无论是中共的官方叙事还是民间的日常闲谈中，又悄然增添了“疫情前、疫情后”的新节点。凭此一点，就能看出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三年防疫革命运动”对中国人的戕害之深。

其实，关于隐瞒疫情真相导致新冠全球蔓延这条习*近*平重大罪状，原本不需要我在这里继续赘述，疫情初期任志强写下的《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一文，已经将这个事情阐述明白了。

在这篇导致任志强被重判18年的文章中，任志强写道，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不止任志强，之前我也曾经多次说过，三年疫情期间是我评论写作的最高峰，也是我被网信办删帖封号约谈，被民警骚扰问询，到最终一纸指令将我在微博、今日头条、百度、网易、搜狐、知乎、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开放平台彻底封杀的重要原因。

确实，限于中共言论审核和管制，我在所有评论中都没有直接写过一次“习*近*平”三个字，但每一篇评论落笔的批评对象从来没有第二个人，中国三年封控防疫制造的人为悲剧，责任人有也且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习*近*平本人。

纽约时报“新新世界”专栏作家袁莉在《“清零”三年：中国人的集体创伤和一个永不会道歉的政府》写道，自从全国各地罕见地爆发了抗议活动、政府于上周突然放弃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以来，许多中国老百姓已接受了新生活。他们一直渴望重新获得一些基本权利，尽管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目前正在迅速传播。

但在宽慰之下是一种集体的、难以治愈的深深创伤。被悲伤、焦虑和抑郁笼罩着的人民想对国家出了什么问题算一个总帐。一些人现在甚至近乎异想天开地认为，政府应该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并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道歉。

习*近*平主导的“清零运动”到底导致了多少生命悲剧，在我的记忆中早就变得模糊。被征用为2019冠状病毒病集中隔离点，事发时有集中隔离观察人员58人的泉州欣佳酒店，2020年3月7日倒塌事故，共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2022年9月18日凌晨2时40分，政府强制转运贵阳市涉疫人员隔离的车辆在贵州省黔南州三荔高速（贵阳往荔波方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27人身亡，20人受伤；2022年11月24日19时49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

网络上的中国民众认为，2019冠状病毒病封控措施阻碍了救援，居民无法逃生。此火灾在中国大陆引发争议，并成为白纸运动的导火索，最终推动了官方在12月7日发布新十条终结清零政策。

时至今日，中国人走出疫情阴霾不过一年半时间，除了留下一句“疫情前”，仿若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第九条，楼市烂尾，股市烂尾，金融烂尾，以合法手段攫取百姓财富，让全民走向共同贫穷。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发表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主题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最高领袖亲自为楼市指明方向之后，面对2017年初中国大陆楼市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厦门房价出现15%以上的增长，住建部部长陈政高也在2017年2月23日重申了领袖厘定的“房住不炒”论调，三月份开始全国40多个市、县、区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此后几年中，“房住不炒”分别在2018年、2020年、2021年三次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政府也开始采取强力手段打击房地产相关的信贷扩张，控制房价上涨和金融风险，抑制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削减地方土地财政依赖，并在2020年进一步提出了三条红线的房企债务限制。

但随着三条红线政策的提出，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带来的冲击，部分房地产企业财务困难，大陆房地产市场热度开始降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面临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销售、开工等数据均较2022年同比下滑[6]，中国大陆居民对房地产持续已经有所扭转。在此背景下，2023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未再提出“房住不炒”，对房地产的表述更改为“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被视为“房住不炒”政策的重大转变。

伴随着习*近*平政策方向的重大转向，包括恒大在内的一大批房地产企业应声而倒，全国多地烂尾楼业主天天上街抗议，眼看一场可能掀起燎原之势的“烂尾楼革命星火”就会席卷全国，不少地方的房产价格出现三分之一甚至腰斩局面，不少人高位贷款购买的房产，甚至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却唯独不见领袖为此负责。

有人说，凡是习*近*平指明方向的行业注定烂尾，果不其然，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形同扶不上墙的烂泥，成为依托政策合法收割韭菜的大规模诈骗集团，河南信用社的储户甚至因为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存款在疫情期间被集体赋红码，因为屡次讨要存款被暴力维稳，放眼全球，这种风景独属中国。

经济下行压力下，青年失业率不再公布，经济数据以统计手法欺骗民众，重要指标变更统计口径或者索性不再公开，曾经意气风发指明方向的伟大领袖，到了此刻，俨然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土里，加装看不见。

时下的中国，完全可以用民不聊生来形容，失业率高企，投资股市和房产的积蓄又在不断贬值，集结了六个荷包的财富被中共依法攫取，在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忽悠下，实则全民正在走向共同贫穷。

经济俨然已经如此沉沦，比可能在未来很多年维持这一“新常态”，但习*近*平本人却依旧痴迷“封桥经验”，2020年4月下旬，中国面临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后，严峻的经济衰退威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陕西考察时，再度强调“枫桥经验”，习*近*平指出：“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23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下团组到人大江苏代表团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治下，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一场新的社会悲剧的开端。

2022年10月13日，处在疫情阴霾下静待中共二十大开启习*近*平帝王之路的北京四通桥上，勇士彭立发喊出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公开反对习*近*平，称其为“独裁国贼”，鼓动全国人民“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之后的白纸运动延续了彭立发的主张，但无奈在中共高压之下多名参与者被抓，或关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反抗中公和倒习运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一年无法完成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放弃信心，利用舆论声浪揭穿中共欺骗本性，唤醒中共统治的基本盘，是瓦解中共的必经之路，此篇“·九·评*”，亦为“倒习檄文”，与全球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