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个地方，在不同人的眼里，常常看法各异，甚至完全相反，根本不能统一。是何道理？

抗战后期，有两个访问团去过延安，一个是中外记者考察团，一个是国民参政员访问团。

记者团由国民政府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领队，在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

采访结束后回到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他的《延安一月》中，是这样谈到自己的观感的：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过年，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从延安访问归来，也有自己的观感，他在报告会上说：（延安的）“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合人情，言论不自由。”

一年后，国民参政员组团访问延安。访问团最初由7人组成，临行前，王云五因为并不看好这次北上，以发高烧为由，退出了访问。傅斯年则坚持前往，虽然罗家伦曾劝说过他，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鼓动，翅膀就嗡嗡起来”。但傅斯年还是决定亲眼去看一看。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飞往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接下来为期五天的访问中，黄炎培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新房，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黄炎培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他在延安没有看见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这里没有茶馆，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街上妇女的装束分为两种，一种是短发制服、干净利落、英姿飒爽的公家人；另一种是从农村来的陕北婆姨，穿着窄而长袖的大襟白布短衣，小而圆的裤脚，不穿裙装，天足，梳着扁形圆髻，发髻上插上十来个白银针，中心一针较大，周围较小，眉目清秀，鼻梁平直修长，淡淡妆，天然样，健康体面而有尊严地忙碌着自己的生计。

在延安，傅斯年看到的人和事，特别是毛泽东，观感与同行的五人不同，有着极为独特的洞见，更坚定了傅斯年对自己“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观点的正确性。

他看到延安的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随口感叹道：“堂哉，皇哉。”让毛泽东听到后极不舒服。

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当作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不免极为鄙视和反感。

据罗家伦回忆，傅斯年从延安访问回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和毛泽东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甚至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通过这些材料熟谙民众心理，功夫可见一斑。

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还应傅斯年之请，写了一个条幅送他。条幅是毛泽东手书的唐诗《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的个中深意，想必两人是清楚的，只是不愿说破而已。

作为读者，你会发现，参政员们在访问观察时，都是有选择性的。同样是彻夜长谈，黄炎培回来后写成了“窑洞对”，盛赞延安的崭新面貌和社会风气，从中看到了民主的曙光。而傅斯年看到的却恰恰相反。

五天的访问，不能面面俱到，更不能深入底层，只能是走马观花。所以作为个体的访问，只能有所侧重。

左舜生是六个参政员中的一个，他利用在延安访问的机会，接触了许多人。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给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他还到几个领导人的家中，分别看了看。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

王明的家是经过要求才看到的，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重庆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在左舜生看来，如今的王明，“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左舜生“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闻天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

左舜生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他：“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说：“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读到左舜生的这段文字，定然会有许多延伸的理解。

资料来源：

傅国涌《1945年：左舜生的延安见闻》

《延安访问团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与黄炎培长谈历史周期率》

2024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