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中最早自杀的历史学家丁则良

有人遍查了各种名人辞典和辞书，都没有查到丁则良的名字。

丁则良教授，在今天是很少有人知道了，但他的悲剧其实是很可以列入教训的。

他在1950年放弃赴美深造的机会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被发配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隶属中共党内史学家吕振羽领导。一日，吕以自己的著述请丁指正。丁如有心机，自当恭维几句讨其欢心。但丁则良是朴实学者，认真研读之后，诚恳地提出了多条修改意见。吕不但不感谢丁则良的金玉良言，反而大为不悦，心生恶感。

1957年5月，丁则良出席莫斯科东方学国际会议。此时正值反右，吕终于找到报复机会，将丁则良缺席划定为三人反党集团成员。

丁则良8月回国，住在北京大学，惊闻自己被划为“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深感震惊，如遭五雷轰顶。妻子担心丈夫出事，从长春赶到北京终日陪伴。丁则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他表面不动声色，每天仍像旁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却写好遗书，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8月8日自沉于北大未名湖。

这一年周博刚读初一，母亲告诉他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周家与丁家是好朋友，周博闻听大感吃惊，说湖水深不过腰怎么能淹死人？母亲说丁伯伯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自杀的。

丁则良死后，被定性为“畏罪自杀”。好友周一良不但不能为他辩诬，还必须主持批判会斗争老友。他发言批判丁则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自认为调子已经定得够高。不料接着发言的陈庆华更加凶猛，高声说：“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周一良闻言大惊，陈与丁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遗言告诉陈：“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出于自保，所以要高调批丁。

出殡那天，周一良绕丁则良棺木一周告别，并将丁的遗书长置案头：“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丁则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根本没说过任何话。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令他百口莫辩。

周一良绕棺木一周的事，后来在历史系会上受到立场不坚定的批评。只有翦伯赞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对丁则良是真有感情啊！”

丁则良自杀后，妻子和子女被逐出学校，迁离长春。为母则刚的丁夫人坚韧不拔，强忍丧夫之痛，独力支撑全家。丁则良的弟弟在各种大小会议发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长，忍辱负重，以换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10元接济孤儿寡母。丁则良的子女也都发愤自学，在压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终于松动时，丁家子女全都考上了大学，成为专业人才。两个儿子留美任教，一人还受聘到北大讲学，得以在未名湖畔凭吊自己的父亲。

反右的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周一良的心理，乃至一言一行，也从此改变了他写作日记的方式。1949年以前，他在日记中常常写下自己和友人对时政的看法；反右以后的日记就变成了只记何时何地开会的流水账，绝不再掺杂表达思想的文字。这样一来，明哲保身当然是做到了，但日记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了。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背景，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甘心交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像周一良的老师顾颉刚、老友谭其骧，都留下了记载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记。周一良的老友吴于廑，白天挨批判，晚上写日记还照样调侃时事。这些日记，为后人记下了昔日的历史烟尘，是了解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可谓极其珍贵。周博曾阅读过这些日记，不免感慨自己的父亲，“没给我们留下这扇心灵的窗户”。

不同于周一良的谨小慎微，丁则良的一生活得我行我素，坦坦荡荡。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举人。

清政府时，父亲丁震任职礼部，后实行新政撤销礼部，改任顺天高等学堂学监。辛亥革命后，丁震做过北洋政府陆海军会计审查处的科长。

丁则良自幼便受到了良好教育，除在学堂念书外，还在家学习古文、书法和绘画，丁震并为儿子请了英语家教。1925年仲冬，丁震与亲朋十余人同游鼓山，将此事刻石纪念，落款时特别附上一笔“丁则良同游”。这一年丁则良才10岁，父亲便已对儿子寄以厚望。丁则良在北京读完了高中之后，参加了1933年的高考，同时被北大、清华的历史系录取，他选择了清华。

当年清华园史家云集，丁则良很快便受到雷海宗关注。大二那年，数学家杨武之请雷海宗物色一名学生，专为儿子杨振宁讲解古文。雷海宗推荐了丁则良。杨振宁后来回忆这段家教说：

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这对于我整个人的思想，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请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读书期间，丁则良对于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1936年，他为顾颉刚主编的《禹贡》英译了杨哈斯班的《帕米尔游记》。1937年，又在《清华月刊》发表译文《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

读书治学的同时，丁则良也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加入了“学生救国会”。1935年12月，他参加了“一二·九”与“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被地下组织吸收入党。

第二年1月，一腔热血的丁则良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队，同行中的许多人后来声名显赫，像蒋南翔、于光远、黄华、韦君宜、杨述、李昌、王永兴等。

宣传队在高碑店被军警拦截。当时宣传队睡在高碑店小学的教室里，大批军警撞开教室门，要把宣传队押解回北平。丁则良第一个站出来和军警讲理，说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无罪。

宣传队最终被押回清华。

此后北平学生运动有些低落，有人主张学生运动应该正常化，不要越出日常读书生活的范围，不要举行罢课、罢考。当时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包括丁则良。

1936年10月，丁则良与徐高阮、王永兴、李宗瀛三人合作，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学生与国家》，但出到第五期便因经费告罄而停刊。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丁则良与王永兴、徐高阮一起坚决主张释放蒋介石，徐高阮还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了《论无条件统一》，强调统一战线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但遭到清华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蒋南翔等人的反对。

因看法分歧，不能调和，不少人都自动离党，或者被开除党籍。丁则良也因为对学生运动有不同意见而自行退!党!。这后来成为丁则良抹之不去的“历史污点”，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备受煎熬。

追根溯源，都源于丁则良始终执着于五四以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青年的思想不应交给什么人去负责，而应该依赖于自己的思考。

卢沟桥事变不久，丁则良经天津南下，与他结伴南下的，有清华地学系的王乃梁。

流亡途中，丁则良结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李淑蓉。有一晚，小客栈房间不够，丁、王二人便促膝交谈，把仅有一间客房让给了女生。廊下二人的谈话，深深吸引了客房中的李淑蓉，令她一夜未眠。日后她向长子追述，正是那夜，“她意识到什么是志向与抱负，什么是智慧与风采”。她因此对丁则良产生了敬佩和景仰，并升华而为爱情。两人在交往八年后，结为伉俪。1944年元旦，潘光旦做了他们的证婚人。此乃后话。

却说1937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备极艰辛。那年10月，丁则良进入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继续学业。次年春天，战火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再度西迁。丁则良加入了徒步入滇的队伍，并担任“日记参谋”，记录每天的行程和活动。这支近三百人的师生队伍，历时68天，跋涉3000余里，在4月末抵达昆明。丁则良将20万字的日记交给校长蒋梦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付印，但直至香港沦陷前也未见出版。在不知日记下落的情况下，丁则良另写了《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后来收入了丁则良文集。

初到云南，丁则良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就读，在史学名家张荫麟指导下钻研宋史，很快完成了毕业论文《秦桧传考证》。8月，丁则良毕业，留任联大所属师范学院助教。工作之余，他将时间大都用于宋史，写出了广受师生好评的《杯酒释兵权考》。张荫麟后遭婚变离开昆明，前往南迁遵义的浙大任教，师生间仍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

次年，张荫麟英年早逝，丁则良满怀悲痛写了《追悼张荫麟先生》，感谢这位指引他学术方向的恩师。

也是在这段时间，丁则良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史学名家重视。史学教授姚从吾致函傅斯年，请其准许丁则良进史语所任职或报考研究生。

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丁则良“对中西史皆能了解，在任何其他学校皆可担任西史课程”；并进而提醒：“此种学生抗战以来已不可得，将来复校因中学退步及种种事实关系，亦非短期能再养成如此根底坚实之学生。故少数此种人才，应于可能范围内深植培养。”

在雷海宗的力荐下，联大历史系正式聘用丁则良为专任讲师，与吴晗共同开设选修课“史学名著选读”，丁则良负责讲授《资治通鉴》。

教学期间，丁则良仍去旁听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雷海宗的欧洲中古史、刘崇𬭎的欧洲十九世纪史与葛邦福的希腊罗马史。他之所以旁听这些本科选修的课程，是旨在积累自己的中西历史知识。

及至西南联大晚期，青年教师中已有“三良一梁”的美誉。“三良”指丁则良、王佐良与周一良，“一梁”指王乃梁。四人中，周一良曾大红大紫，后坠落尘埃，复又醒悟，著书立说，写了一本自传《毕竟是书生》。

这本书周博读后，认为父亲漏掉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历史。但周一良始终无意增补以上内容。如果丁则良还在，他会不会像当年给吕振羽指出问题那样，对老朋友周一良说，这个问题你得修改。

我们固然不能假设，但依他宁死不屈的个性，应该会。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丁则良》
《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清华与西南联大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