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胡耀邦访英，无论在其政治生涯，还是改革初期中英关系史中，都不是被关注的一件事情。最近笔者蒙英国学者Cameron Pyke博士及撒切尔基金会的协助，获得了英国政府最近解密的大部分80年代中英关系外交档案。这些细节极为充分的档案卷宗，不仅展示了胡耀邦这个改革家与近代文明发源地英国交往的趣闻；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在冷战逐渐退潮，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缓和背景下，西方是如何小心翼翼、充满期待地尝试与中国交往，加深与中国关系，以及了解中国动向的窗口。

为此，笔者把英国政府档案中，胡耀邦与中英关系互动历程整理出来，这即是对历史的重新展现，更是对改革早期中西互动模式的一个尝试性梳理，对于我们认识最近几年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交往模式之变，也有若干参考意义。

1981年—1985年：英国政府与胡耀邦的尝试性接触

以笔者查阅的英国主流报刊，如《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金融时报》、《观察家》及《经济学人》等，胡耀邦最早出现在英国媒体是在1978年底，也就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央秘书长的时候。进入1980年之后，英国媒体对胡耀邦的报道频率大大提高，因为这时候他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他们都纷纷以专版介绍胡耀邦，并且把胡的言论和政治处境，作为判断中国改革形势的参考标志。

（《卫报》关于胡耀邦的介绍）

而撒切尔夫人内阁开始直接关注和讨论胡耀邦，笔者依据档案大约是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的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卡灵顿（Alexander Carington）汇报了中国高层人事的变动以及胡耀邦的成长履历、思想背景。

1982年9月22日至26日，撒切尔夫人开始了第一次访华之旅。这时候中共十二大刚刚闭幕，撒切尔夫人选择这个时候来华，意图也是很明显，那就是与新一届领导层长远规划中英关系未来，以及商谈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撒切尔来京之前特别提出希望与胡耀邦会面，在英国政府看来，胡耀邦是邓最重要的政治伙伴，以及可能是邓小平的未来继承人，必须要和他打交道。

不过胡耀邦这几天要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西部。这时候中朝关系仍是一种超越一般外交层面的“同志加兄弟”关系，1982年4月胡耀邦与邓小平联袂访问朝鲜，这种核心层领导人一起出访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受到朝鲜的最高规格接待，而这次金日成回访，胡耀邦也应按照惯例全程陪同。因此，撒切尔错失了与胡耀邦的见面机会。

档案显示，当英国大使馆从 中共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曹元欣那里得知无法进行“胡撒会”后，非常失望，又紧急约见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让其转达撒切尔希望见到胡耀邦的愿望，不过章文晋与中央的沟通结果，仍是胡耀邦没法腾出时间。英国外交部用“非常失望”向伦敦汇报，并且抱怨说，胡耀邦之前刚刚接待了“没有那么重要的”尼克松，却不能见撒切尔。

1984年12月，撒切尔开展第二次访华。众所周知，这次访华是为了签署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而来，铁娘子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胡耀邦。英方陪同嘉宾有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香港总督尤德、驻华大使伊文斯等，中方陪同嘉宾则有吴学谦、周南、鲁平等。

根据英方披露的档案，胡耀邦与撒切尔的会面充满了友好和坦率。胡耀邦首先表示中国人讲信誉，一定要落实好协议，给香港更多的信心。撒切尔说，英国人也很重视信誉，英国更有责任落实好协议，因为香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很多人就会首先指责是她的内阁误判了形势，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二人重点的话题还是放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上，根据英方披露的档案，撒切尔与邓小平的会谈主要侧重于香港和国际局势，而更希望从胡耀邦那里得到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动态。胡耀邦向客人介绍了三个内容，一是透露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国要推出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二是中国决心扩大开放，中英贸易额现在太少，未来要加强技术、管理交流；三是中国的干部年轻化计划，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领导岗位。

撒切尔夫人除了表示英国对中国愿意给予帮助外，还特别感同身受地说，管理是经济运行的第一重要问题。8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实质都在进行一场，适应全球经济自由化趋势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撒切尔夫人，还是邓小平、胡耀邦，都是由那一拨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英雄。

撒切尔夫人三邀胡耀邦访英及英方的准备

鉴于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了中英关系的主要障碍，英方考虑在《联合声明》签署后，邀请中国重要领导人访问英国，以深化双边关系。解密档案显示，英国外交部在1984年11初开始确定人选，以便撒切尔访华时发出正式邀请。他们把邀请对象集中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个人，但是考虑邓小平年事已高，所以，最终把胡耀邦列为邀请对象。

12月19日，在胡撒会谈结束的时候，撒切尔发出了邀请，胡耀邦用一句很幽默的话回复：“我的脸太红了，恐怕不合适”，宾主都满堂开怀大笑，西方领导人难得体验到 中共领导人的幽默轻松一面。胡耀邦的意思是，我的职务是党的总书记，而不是政府首脑，我国尚无党的领导人访问西方的先例，所以他有些犹豫（此前4月底，里根访华时，也曾经邀请胡耀邦访美，但是他并未做明确答复）。

撒切尔对与胡耀邦的初次接触是很满意的，回国后立即向胡耀邦发来感谢函，并且以非常幽默的口吻说：“尽管你的脸是红色的，但是我们仍然做好准备，欢迎您过来”。这算是撒切尔邀请胡耀邦的第一个回合。

（撒切尔签名的致胡耀邦的感谢信）

从撒切尔给胡耀邦的信函看，他们二人自首次见面后就保持一定频率的书信往来，可能保持互致问候以及表达对中英关系的看法。到了1985年3月18日，撒切尔给胡耀邦发了第二份邀请函，撒切尔重申建立两国领导人良好的私人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大概是她成功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心得（与里根的私交），她也希望与 中共领导人建立这种关系。撒切尔还建议胡耀邦在1986年春季来访，这样天气会更好一些。

（撒切尔致胡耀邦的邀请函）

到了1985年9月份，英方加紧了邀请胡耀邦的步伐。这背后有两个因素，一是胡耀邦于4月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方国家接待中共总书记访问有了先例；二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已经邀请胡耀邦于1986年来访，密特朗曾经两次访华，都受到胡耀邦的热情接待，尤其是第一次访华时，密特朗只不过是在野党党首，所以，他非常珍视与胡耀邦的友谊。9月16日，撒切尔发出了第三份邀请函，她告诉胡耀邦：“在英国有很多关心中国的友人热切期待见到您”，“我非常期待与您一起讨论如何深化中英关系”，这次胡耀邦明确接受了邀请。

(胡耀邦致撒切尔的签名信函）

在接下来准备胡耀邦访英日程安排上，档案卷宗显示，英方做地非常用心。鉴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发出了邀请，英国希望胡耀邦首先访问英国，并且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用来显示中国最重视中英关系，中国也接受了英国的建议。

唐宁街还多次与皇室进行沟通，确定接待胡耀邦的礼仪规格。在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魁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往往是不接待的，比如1985年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访问，王室是完全没有参与的。唐宁街反复告诉王室，中英关系非同寻常，胡耀邦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王室以一定礼仪欢迎他。最后王室采纳了唐宁街的建议，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胡耀邦也举行了欢迎午宴，这也算英国外交中比较少见的一次破例。

（唐宁街致王室的信，要求女王接待胡耀邦，以及伊丽莎白二世会见胡耀邦照））

首相官邸以及外交部高级官员还做了诸多贴心的准备，以表示对这位中国领导领导人的特别重视。外交部此前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秘书那里获得消息，胡耀邦抱怨美国人不愿意深入和他交流国际问题，于是特别向撒切尔建议，在正式欢迎宴会后，再举办一个首相与胡耀邦的非正式茶会，以求听取胡耀邦对中国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见解，同时这也是更深入了解中国政策的一个机会。

英国外交部在为赠送 中共领导人什么礼物上，也表现地特别用心，除了挑选了艺术品之外，还特地定制了一个桥牌游戏机，因为这些外交官从中国报刊上捕捉到，胡耀邦与邓小平都很喜欢打桥牌。为了避免让唐宁街感到对这个礼物不可思议，外交部特附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万里一起打桥牌的照片用以说明。

在最关键的首脑会谈内容上，唐宁街认为不应该探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晦涩的理论问题，而是建议向胡耀邦介绍：1.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财产私有，更是一种自由有活力的市场体系；2.创新的重要性；3.一个国家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忽略开放和公开的重要性（以苏联为反例）；4.多元文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5.高效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唐宁街还拒绝了撒切尔向胡耀邦表达中国人权问题以及若干公民刑事案件关注的建议，以免引起中方的敏感情绪，改而向胡耀邦介绍一个健全司法体系对于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从这些公文往来上，似乎英国有一种强烈帮助中国认识现代化世界，向中国传递现代理念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