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大学，胡耀邦则受到了93岁的校长、前首相麦克米伦的热烈欢迎，麦克米伦是老牌政治家，二战期间就出任丘吉尔内阁的大臣，二战后他再造了保守党，促使了传统保守主义向现代保守主义之变，而胡耀邦则是社会主义新旧之变的最重要推动者之一。两人交流颇为热烈，第二天年迈的麦克米伦又坚持赴伦敦出席胡耀邦的答谢宴，为他送行，数月后麦克米伦离世。

（胡耀邦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及会见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胡耀邦在即将结束访问的时候，还在伦敦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回答了BBC、《金融时报》、香港亚视等媒体的提问。总之，胡耀邦对英国的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展示一个现代领导人的素养，或者 中共领导人尝试用现代主流方式与世界接触的努力。

虽然胡耀邦的表现并不是完美的，但是依据当时英国报纸，以及事后官方的内部总结来看，朝野对胡耀邦都是报以肯定、赞美的语言，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值得接触，推动中国发生进步的政治家。《观察家报》在胡耀邦离开的时候，发表了《未来之星留下了他的印记》（Tomorrow’s Man Makes His Mark）来总结他的这次访问。

撒切尔的文化部长Richard Ruce在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牛津大学后，用两页纸特别向首相报告了活动中对中国几位领导人的观感，他说胡耀邦是一位开明、善良、幽默、容易接触的人。

余绪

胡耀邦的这次英国及欧洲大陆三国之行，是否随着出访的结束，事情就此打上句号呢？依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这还有一个长长的涟漪。

就国内看，这深刻影响了中国领导层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以及国内政策的制订。胡耀邦的欧洲四国之行，更坚定了中国高层对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以及中国可以与西方长期和平共处，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这一点反映在他与1986年7月20日就国际问题的讲话中，他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我1983到日本去一看，坚定了这个判断；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打起来。

这次欧洲访问，胡耀邦与西方共产党和社会党进行了广泛接触，以及目睹了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新变革（用费孝通访问归来的感慨来讲，这是一场“超级”头脑风暴，“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二战前的那个模式了”，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理解其实已经是“老黄历了”），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要接纳自由、民主、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的信心。他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演讲就指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在回国后立即进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中，胡耀邦特意坚持加上了“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以及“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这两句话。

胡耀邦的这次访问，也进一步打开了中英交往的大门。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开始了她一生中惟一的访华之旅，胡耀邦热情迎接了女王，并且陪同她游览了中南海。

年底前首相卡拉汉和著名学者李约瑟也先后访华。费孝通先生全程陪同了卡拉汉在中国的参观，卡拉汉从北走到南，看到了中国东部沿海欣欣向荣的景象。费孝通返京后，给耀邦送来一个便条，大意是：卡拉汉说，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改革是否会成功存在激烈讨论，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对中国的未来深有信心。

关于李约瑟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接待方中国科学院写信给胡耀邦，说希望他能够接见这位一辈子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86岁老人，并希望中央拨款12万美元用来资助翻译李约瑟的煌煌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胡耀邦全部同意了中国科学院的请求，他与李约瑟在上海西郊宾馆进行了会面，两人的谈话毫无拘束感，话题讨论极其深入，从最近的红山考古新发现，到大足石刻，从唐宋山水文学，到中西科技比较史，到治学方法论，诸多专业术语和古诗词让翻译感觉很吃力，很难精确表达，不过这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心领神会。

（胡耀邦会见李约瑟）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政府发来一份充满深情的吊唁函，第二年，属于撒切尔的时代也结束。1994年，撒切尔香港“亚洲协会”邀请，做了一场关于香港未来和国际局势的演讲，撒切尔夫人再次回忆起她与胡耀邦等四位 中共领导人交往的经历，依旧念念不忘胡耀邦的“我的脸太红了”这个段子。撒切尔说，虽然胡先生的脸是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依然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最后，撒切尔还感叹江泽民的英语说的非常流利，甚至能大断背诵莎士比亚的长诗。（再次感谢Pyke博士对本文的关键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