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发生在家族内部的性侵害：2022年4月，22岁的宋辰报警，说自己从2007年到2014年，一直遭受宋金宇的猥亵。宋金宇是他的亲叔叔。案子在2024年5月9日一审开庭，6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判宋金宇犯猥亵儿童罪，刑期4年6个月。宋金宇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在深圳见到宋辰时，案子还没开庭。那段时间，他待在家里，日夜颠倒地打游戏，只有不得已要见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才勉强出门——他患有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接受过药物和物理治疗，并因此中止了高中学业。他说自己没法过正常的生活，能活到现在，“不过是死命撑着而已”。

这条自救之路漫长且艰难。宋辰第一次把被猥亵的事告诉家人是在2016年3月，他16岁那年，却在2022年4月才报警。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警察、法官都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晚才报警？”而亲戚们问得最多的则是，“为什么不拒绝，还继续去给他搞？”

答案是复杂的。发生家里的性侵害，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看得见，却集体选择沉默。宋辰告诉我，比起叔叔，他更恨自己的父亲宋海江。16岁那年，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儿时被猥亵的事讲出来时，父亲的不理解和不作为，让他几近崩溃。他把“想死”挂在嘴边，也“想杀了我爸”。姐姐宋欣告诉我，“弟弟随时都有可能从自己面前消失”——在这个家中，比宋辰大四岁的宋欣是唯一坚定支持他的人。

原本，我试图搞清楚这起发生在少年时期的性侵害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漫长的伤害。接触宋辰一家后，我意识到，他的经历或许折射出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当伤害发生在家里，受害者往往要对抗的不仅是施害者，还有整个系统的沉默与失能。

而它造成的阴影，往往比伤害本身持续得更久。

被忽视的与被厌弃的

宋辰拿到二审判决书，是在今年4月16日。其实更早一些的时候，姐姐就告诉他，二审的事情了结了，但他没怎么在意。他甚至记不清宋金宇被判了几年，“就算他进去了，关我什么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个惩罚对我来说有任何意义吗？”当初之所以站上法庭，宋辰说，是想“给那件事一个了结“，让自己“在某种层面上得到解脱”。

提起宋金宇，宋辰总会用“那个人”代称，因为内心深处觉得“恶心”。这些年，他努力让自己切换到第三方视角，“把它当作一件事情而已，可以不在乎”地去讲述出来。

3月初，宋辰搬去了贵阳，和朋友住在一起。他试着过上正常的生活，在晚上好好睡觉，等哪天想工作了就先随便找份工。他告诉我，最近“状态比之前好一些”，并把这归因为“不用再见到我老爹了”——这是他又一次逃离“那个环境”的尝试。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24年。宋辰身形单薄，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眼睛里总透出一股介于质问和愤怒的神色。他说自己上学时基本没交到过朋友，似乎永远无法融入某个群体。过去某次在饭桌上，爷爷用嫌弃的语气说他“很凶”，他才意识到自己面部表情通常很糟糕，“让任何人都不想接近”。

2024年5月9日的庭审现场，他用这双“很凶”的眼睛镇定地瞪着宋金宇——那是他时隔7年后再次见到后者。起诉前，检察官建议宋辰本人出庭，在案发时隔多年、证据较弱的情况下，这样“更有说服力”。

“他连正眼都不敢看我。”宋辰向我描述法庭陈述时的场景，“他哪儿敢看我？”

从出生那年到11岁，宋辰一直住在爷爷家的老房子里。那是位于城中村的一栋6层自建楼，宋辰一家住4楼，长他17岁的叔叔宋金宇跟爷爷奶奶住在2楼。

宋辰从小居住的城中村的入口

对于学龄前的时光，宋辰觉得“挺幸福”，他记得骑在爸爸宋海江肩头的画面。他那时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或“老板”——因为爸爸就是老板，是这个家族中唯一出去创业的人。

但几年后，宋海江变了。他开了几间餐馆，每天半夜回家，说是去应酬，回家后也不讲话。他只关注孩子的成绩，如果宋辰没背好乘法口诀表或课文，就用拖鞋、衣架打他。再后来，宋海江出轨了。这件事让宋辰的母亲黄丽茹变得冷漠而易怒。宋辰打碎一只碗，或者下楼去爷爷家玩，都会引发她“发了疯似的”打骂，甚至罚他下跪。

在学校，宋辰也被当作“异类”，他不懂怎么和人交流，“不敢去接近别人”。

只有二楼的爷爷家让他感到舒适，客厅里的台式电脑，是宋辰彼时唯一的“玩伴”。

姐弟俩告诉我，打从他们记事起，就从未见到宋金宇工作过。他几乎不与外界交往，至今单身。大多时间，都“蹲”在家里打游戏，偶尔会出去打桌球，或者在通宵游戏后的早上出门吃麦当劳。家族里的人觉得他“自闭”，日子久了，也就放任了他这种状态。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床，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宋金宇睡在较高的床上，下方柜子里装着动漫卡牌。

常年在家的宋金宇，成了最容易接近宋辰的人。

他教宋辰玩游戏；在家庭聚餐时提前带他离开去桌球厅；偶尔会做东西给他吃。宋辰13岁生日时，宋金宇亲自做了蛋糕，还送了他最爱的英雄联盟角色玩偶。宋辰缺失的那部分关注和陪伴，似乎在宋金宇这里得到了部分满足——“这是最可怕的。”若干年后，宋辰说。

根据判决书，2007年到2011年，宋金宇多次趁和宋辰独处的机会，用手伸入后者的衣服、裤子进行抚摸。2011年，宋金宇随父母搬离了老楼。但宋辰去爷爷家玩电脑时，又多次被摸下体。猥亵一直持续到他14岁。

宋辰说，最严重的一次是2008年过年期间，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少年隐约觉得“事情不对劲”，至于这是什么，为什么不对劲，他不懂。无论家里还是学校，没人教过他。但从心理和生理上，他无法控制自己去想“那件事”。他开始在课堂上走神、打瞌睡，成绩越来越差。眼看应试教育的路可能走不通，宋辰初中毕业后，宋海江决定送他去国际学校，为出国做准备。

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了宋辰的异常。他会在学校频繁用手机，在家和父母吵架，原本乖巧听话的孩子，变成了“叛逆的问题少年”。

2016年春天，一次未经允许的手机检查撕裂了这个家庭平静的表象——家人发现了宋辰手机里与同性的暧昧聊天记录。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16岁的少年在慌乱中吐露了更沉重的秘密：他说自己小时候“被叔叔弄过”，并用“少食多餐”隐晦描述了那段经历。

见面时，宋辰告诉我，当时他依然不理解那段经历是对自己的伤害，也并非向家人发出某种控诉或求助信号，他只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劲，而且影响了我”。之所以讲出来，更多是为自己的性取向找一个开脱的借口。

终于说出口的秘密

围坐在饭桌前的一家三口愣住了。

“紧接着，大家都哭了，大哭”，宋辰记得，他当时觉得有些奇怪。再后来，从父母的转述中，他得知，父亲找了宋金宇沟通，对方的答复是，“男生之间玩一下，没什么。如果觉得不行或者实在不舒服，可以安排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此后，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宋海江的反应也像是“这事过去了”，没有再提。

黄丽茹的反应更剧烈一些。宋欣记得，母亲去潮汕老家求了个符，烧了泡水让宋辰喝，说是用来“驱邪”。很多年后，黄丽茹告诉我，宋金宇当时的说法让她觉得是在“找借口”，她很生气，“梦到自己拿把刀去插他”，这样的梦来来回回持续了一两个月。

黄丽茹是潮汕人，十一二岁就没了父亲，很早到深圳打工，谈过一次恋爱就结了婚，之后做起了家庭主妇。婚前，她对性一无所知，电影里的人接吻，她不敢看，把脸别过去；十几岁的时候，她还坚信“跟男人坐在一起会有宝宝”，从陆丰坐车去广州，会把旅行包卡在座位外面死死抓住，害怕自己被男人碰到，“碰到就会有宝宝”；生宋欣前，她以为“小孩是从屁股生出来的”——因为小时候，母亲是这么告诉她的。

直到现在，除了自己的丈夫、弟弟和医生，她几乎没和男性有过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也因此，黄丽茹跟儿子的关系并不亲密。儿子小时候，她因为得过传染性疾病，担心传染给儿子，所以即便抱他，也不会用正脸去贴。很多年后她反思，觉得自己“笨得要死，很无知”，“宋辰觉得为什么人家的妈妈会抱抱亲亲，我妈妈却不会。因为我思想就是这样的啊，这让他觉得一点儿亲切感都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孩子很晚熟，而且受到伤害了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懂。”

“我们小时候想亲近妈妈，但她有时候状态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和她相处。”宋欣回忆。她分析，可能由于父亲出轨以及夫妻日常沟通中的傲慢与打压，导致母亲长期处于不安和压抑之中，从而无意识地将孩子当作了情绪发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