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辰当然也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

初中以前，他没从学校和家庭中接受过任何性教育，“连大人都羞于启齿，你还指望一个小孩子从哪里得到这些教育呢？”直到初三，有了自我意识，他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但他总记得，宋金宇当时说，“不要告诉别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必须听话，不听话就会被大人打骂，于是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即使在饭桌上讲出来后，宋辰也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状况——他当时的念头是，“不要告诉爷爷”，他担心爷爷身体承受不了；他也在乎别人的看法，怕影响到家族的颜面。

45次心理咨询

不同于父亲的回避和母亲无济于事的“驱邪”，彼时的宋欣陷入了自责。她愧疚于自己的失职，“没有做好姐姐的角色”，以及开始想要为弟弟做些什么。

家族里向来重男轻女，作为长姐，宋欣很早就习惯了父母把关注和资源倾向弟弟，也默认了这种“男孩优先”的家庭秩序。两人小时候虽然睡上下铺，但关系并不亲近。回想起来，宋欣总觉得自己应该更早一些发现弟弟处在“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比如他总担心单车被偷，坚持要上两个锁；出门会随身带一把开了刃的蝴蝶刀防身；有一晚一起睡觉时，弟弟突然来抓她的手，宋欣觉得男孩子这样有点儿“娘”，于是松开了。

得知宋辰的遭遇后，宋海江不是没有变化。他第一次主动参加了儿子学校的家长会，有空也会接送他上下学。但宋欣觉得这些不够，她开始在大学里留意性科普相关讲座，带宋辰一起去听。她还辅修了心理学，学习有关心理创伤相关的知识。看到有关性侵的文章，比如韩国电影《熔炉》的影评，房思琪相关新闻，林肯公园主唱（儿时候曾遭遇过来自成年男性的性侵）自杀的消息，她都会转发给父母，希望他们意识到宋辰的遭遇并不是简单的“玩玩而已”。她试图说服父母，要让宋辰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

可父母觉得一次2000块的心理咨询太贵，在宋海江看来，心理咨询就是坐在咨询师面前哭诉抱怨，没什么用。

宋欣花了几个月沟通后，一家人终于在2016年10月在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尝试了家庭形式的心理咨询。在咨询师的观察下，他们聊开了宋辰的遭遇，那之后，宋辰的状态似乎有些好转，不像之前那般抑郁和易怒了，于是他开始接受长期咨询。父母有时会陪着一起，但这总使得咨询过程变成相互埋怨。场景通常是这样：聊到宋辰的状况后，咨询师请父母发言，宋海江开始讲自己在外打拼都是为了这个家，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黄丽茹会在这时哭起来，说自己也很不容易。咨询焦点因此变得模糊。

最差的情况是，诉苦变成指责，再升级为吵架。之后，父母开车离开，姐弟俩坐地铁回家，几天内彼此不再讲话，冷脸相对。

宋欣跟父亲的对话

2017年之后，宋辰开始频繁离家出走——有时直接坐车去外地见网友，有时半夜走出家门去网吧或者见朋友，彻夜不归，也不回复家人的信息。

父母觉得儿子叛逆、需要被管教，把他从国际高中送去惠州的寄宿学校。在惠州，他的状态变得更差，更经常、直白地提到“想死”。等到2019年，他又转回深圳，父母坚持让他寄宿。那段时间，他上课完全无法集中精力，精神几近崩溃，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加重度焦虑，以及创伤性应激障碍。医生建议去精神专科医院，之后，他转去了深圳康宁医院，接受了近两年的治疗。

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医生会将磁极贴片贴到他的太阳穴上，以一种微弱的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部分，以达到调节情绪的效果。黄丽茹记得，宋辰那几年精神状态很差，吃药时过敏反应也很大，手掌都裂开来。

宋辰在康宁医院看病时，宋海江终于愿意陪他去一趟。他还向医生求助，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问对方别人的爸爸都是怎么做的。医生说，别人都是先报警，然后带孩子看病，你是我20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位这样处理的父亲。

宋海江听后，觉得医生是在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自此再也没有陪宋辰去过医院。

从2016年到2021年9月，宋辰一共进行了45次心理咨询。宋辰告诉我，也就是在这一次次讲述和分析中，他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遭遇对自己是一种伤害，以及这种伤害是由他人造成的，不是自己的错。

但伤害远比他认为的更持久和严重——他时而想去死，时而想要杀人，去报复，又时常处于抑郁中，对所有事都丧失了兴趣，觉得前途一片灰暗，一切都没有价值。

“我做的每一件事，需要长时间有反馈的事，到最后总是负反馈，而且经常在中途，我就已经被自己的负面情绪压垮了。”宋辰告诉我，游戏算是例外，属于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反馈的事，“哪怕反馈是负面的，也可以迅速开始下一步。”

想要报警的人

自从知道宋辰的遭遇后，在这个四口之家，“那件事”成了他们口中的特指。父母不会主动谈起，但只要姐弟俩说出这三个字，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事实上，回避、不沟通几乎是这个家庭一直以来的相处模式。宋欣拿弟弟打游戏的事举例，“（父母）不直接说，也不引导不教育，小时候是打骂，现在是直接回避。”这个说法在黄丽茹这里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有一次，通常下午起床的宋辰到晚上都没出房间，第二天早上也没开门，她害怕儿子出事，但也不敢敲门，“喊了，他会不爽”。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留意儿子房间里的动静和声响，看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松一口气。

这种回避被宋辰解读为“漠不关心”。除了姐姐，他从家人那里得不到任何安慰和支持。那段时间，宋辰一边在姐姐的督促下接受心理咨询，一边在想死和报复之间横跳。他从未想过向家族公开这件事，或为自己讨回公道。整个家里，只有宋欣想到了报警这个选项。

除了宋欣，没有人赞成报警——宋辰没有心力去做，他觉得没证据，自己没能力证明那曾经的伤害。更何况，这种发生在男性之间的性侵害会被法律认定吗，他不确定。宋海江的态度暧昧且游离，“你们要我怎么办”，他总是这样说。姐弟俩明白，这表明他不支持报警。黄丽茹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管不了”——这其实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和回避的状态。她从没想过报警，也不敢想，她能做的就是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应该做的事。

宋欣希望得到母亲的支持

关于报警这件事，黄丽茹向我描述了一个场景：在客厅里，宋欣坚定地提出应该立即报警。话音未落，宋海江拍桌暴怒。站在沙发旁的黄丽茹和宋辰被突如其来的爆发震住。看到父亲激烈的反应，宋辰转身就要往外走，“都是我的错，我消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