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庭内部成员不把它当回事，是不是能从法律上寻求一些帮助呢？”宋欣告诉我，之所以坚定地想要报警，是因为宋辰觉得反复吃药复查影响工作状态，停止了去康宁医院的治疗。于是走法律程序成了宋欣唯一的办法，“我一直以来的动力，就是不要让弟弟死掉。”

寄希望于监护人去报警没有希望。2018年11月，宋辰成年了，宋欣打电话给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值班律师咨询。电话里，律师吕孝权告知她，案子可能涉嫌猥亵儿童罪，但证据和追诉时效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手物证已经不存在了，且案发至今从未报过警，已经超过了10年。一般猥亵儿童罪的犯罪追诉时效为10年，只有符合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等加重处罚情节的，其犯罪追诉期最长可达15年。

追诉时效的问题不难解决——由于受侵害时间持续了7年，犯罪行为的追诉可以从最后一次行为结束算起。最关键的是证据上的缺失。律师提醒宋欣，可以找宋金宇当面沟通，录音取证。即将挂掉电话时，律师询问了宋欣的身份。得知是姐姐后，对方有些震惊，“这事应该你父母出面，不是你去做。孩子被亲叔叔性侵长达几年，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干吗去了？这是他们的失职。”

2019年清明节家庭聚会后，宋欣亲自找宋金宇对峙取证。

那次对话持续了1小时左右，宋金宇始终不承认自己对宋辰进行过性侵害。他说自己摸过他的生殖器，教过他自慰，为了看是否有包茎而翻过他的包皮，他把这些称为“男生之间的交流”。

宋金宇说，只有性交才算侵犯。

宋欣反驳，“你碰过他的生殖器，他不愿意的话，那也算（性侵）。”

“他没有不愿意啊，你问过他不愿意吗？”宋金宇反问宋欣。

“他还那幺小，你怎么知道他愿不愿意？他都不懂啊。”

宋金宇表示，“我也不懂，老师没有教过。”

阻力和支持

拿不到更多有力证据，加上宋辰的消极和父母的不作为，报警的事一直搁置着，直到2021年9月，全家再次一起进行了心理咨询。那一次，咨询师提到，走法律程序是可以帮助宋辰走出创伤的选项。

宋海江当场说没有证据，没办法走程序；黄丽茹则提到了宋欣之前录音取证的事。

咨询结束后第二天，姑姑和爷爷便知道了消息，找上门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别报警，可以让宋金宇来道歉。

他们劝宋辰算了，因为“阿宇本身有病”；他“很内向”，成天在家里打游戏，不出门也不吃饭，“应该是有忧郁症”；“假如处理得严重要坐牢，就是伤害了他，又伤害了整个家族”，“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在村子里问题很大，别人肯定会对我们指指点点。”爷爷和姑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顾虑，他们还劝宋辰体谅一下宋海江，说他夹在中间，“是最难做的”。

“如果你有抗拒，知道自己不应该继续被搞，为什么一直会去他那里被他搞呢？”——这是最刺痛宋辰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小孩？”宋辰情绪激动起来，“我小时候很听话，直到初三我才有自我意识，才明白这件事。”

爷爷和姑姑见说服未果，悻悻离去。

彼时，宋辰在宋海江朋友的装修设计公司做学徒。日常帮忙做一点儿设计，更多的是跑腿送文件、跑装修现场，以及跟老板一起应酬饭局。关于报警，他其实也犹豫，这种迟疑主要来自现实考量——担心报警会失去父亲这边的人脉和资源，以及在村里被人议论。宋欣为此求助了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律师，并劝宋辰跟律师沟通后再做决定。一个月后，宋辰找律师咨询后得知，即使报了警，也可以保护他的隐私。最终，他和律师喻志蕴签了委托协议，决定报警，开始走司法程序。

“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处理，当成是做一场不可避免的手术。”喻志蕴对他说，但这个手术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后来，喻志蕴告诉我，之所以想要陪宋辰走这么一段，是想陪他经历这个疗愈的过程。她当时跟宋辰说，想让他在过程中感受到，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遭遇无动于衷或置之不理，是有人愿意跟他一起走的。施害者也不会如他担心的那样，毫发无损地逍遥法外。

2022年4月18日，宋辰正式报了警，5月18日警方立案。2022年12月23日，宋金宇被刑事拘留，24天后被取保候审。

爷爷和姑姑在2023年底再一次上门来谈判。“想着年轻人受伤了，伤痛可以随着时间慢慢被冲淡。”爷爷说。宋辰立刻否定了，他觉得可能一辈子都放不下，说自己“到现在依然很想死，想自杀”。

爷爷最后亮了底牌，说自己的宗旨是家和万事兴，如果非要打官司，搞得两败俱伤，“就会没有了经济来源，村里所有人看不起我们家族。如果你们官司打赢了，我会把你们爸爸的物业全部都收回来”，“那就没有亲情可言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不想要钱呢？”宋辰不懂这是求和还是威胁，但他还是决定走下去。

“是姐姐代替了父母的责任。”宋辰告诉我，报警一直是宋欣在推着他往前走的，“你不能指望所有受害者都是坚强的或者有信心的。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是很微小的，几乎没有，至少我看不见啊。是我姐去学习了很多东西，才走到这一步。其他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姐姐吗？”

走上法庭，算是宋辰主动为自己迈出的一大步。但彼时他告诉我，自己对结果没抱什么期待，“如果结果不好，好像（日子）也不会过得更差了。就算是一个好结果，他受到了惩罚，又能怎么样呢？他付出的代价有我付出的代价大吗？迟到的正义还能叫正义吗？”

开庭时，宋金宇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他自己也一直否认犯罪。喻志蕴告诉我，由于报案时间太晚，这个案子无论是证据还是追溯时效上，都有些“先天体弱”，但宋欣提供的录音是很关键的证据。宋金宇自称“只是触碰了下体”，虽然他主观上认为这不属于性侵，但客观上证实了其确实对受害人实施了猥亵。

宋辰本人的出庭也增加了可信度。虽然他的自述属于间接证据，但结合其他证人的证言，以及过去几年的心理咨询和就诊记录，法院一审认为他的陈述“真实性高，具有明显亲历性”，“足以认定被告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事实”，适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第三款和第八十七条，判其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唯一的正反馈

那么当施害者被判刑，案子看上去有了不错的结局，受害的一方能就此走出来吗？

“走出来”似乎是大家的普遍期待，陪宋辰一路走来的宋欣、律师喻志蕴和心理咨询督导师隋双戈博士都跟我提到过这个词。但宋辰自己也不确定。

实际上，对宋辰来说，相比宋金宇，父亲的不作为给他造成的伤害更大，也更深远。“我想杀了他”，宋辰不止一次说过，他原本不高兴的脸变得更愤怒了。

其实在事情最早被捅破的两三年，宋辰对宋海江是抱有期待的。如果他能“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比如报警或者提供经济层面的帮助，那大家可以继续“好好做父子”。但宋海江非但没有，他甚至在子女报警前，去为宋金宇找律师——他内心的天平，似乎还是倾向了亲弟弟这方。

“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一直刺激我的人。”宋辰说。

说过无数次想杀掉父亲后，2024年2月23日，宋辰真的行动了。当晚，他打电话给宋海江，说要去餐馆楼上的办公室找他。宋海江以为儿子要来谈判，其实宋辰“就是打算去弄他，办公室里什么工具都有”。他先是骂宋海江：“你还是个人吗？你儿子变成这样，你却什么都不做！”宋海江不以为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宋辰冲上去动手，但他太瘦弱了，很快就被父亲死死摁住。最终宋海江离开了办公室，留下宋辰将能砸的杯子、电器砸了一地。

2024年10月，宋辰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觉得什么都没变。彼时，该案一审已宣判。

“我已经输了，说难听点，等于‘净身出户’了。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好好读书考大学）的孩子，现在我没有前途，没有学历，被耽误了10多年，它（法律结果）能让我的生活带来什么美好转变吗？家里人都把它当所谓的家事。一个小孩被人猥亵了，大家会质疑为什么你当时不说，可问题不是出在施害者身上吗？整体环境不会因为一个个体承受了巨大的伤害，而发生改变的。”

他现在停止了心理咨询，认为那只能起到暂时稳定情绪的作用，“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伤害，判他4年半是根本弥补不了的。我没有心力了，我现在仅存的力量只能支撑我这样苟活下去，如果再让我去触碰什么可能性，我怕我的心死了，人就真的死了。”

《神秘肌肤》剧照

隋双戈接触过不少类似个案，他把这种难以走出来的状态称作“卡住”或“僵住”——坏人得到了惩罚，并不等于创伤就没有了，因为创伤带来的影响实实在在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可能还会像之前一样，处于无助、抑郁的状态。

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受惊状态下的青虫，会僵着不动。因为它不能逃跑，也没有办法战斗，“僵住”是保全自己最本能的方式。只有周遭环境安全了，它才能慢慢舒展身体，一点点恢复。如果没有安全的环境，它很可能一直卡在那个状态，有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案子了结，宋金宇被判刑，算得上有正反馈的事吗？”4月下旬，我在电话里问宋辰。他已经“逃”到了贵阳，试着让自己好起来。

“有，但不是现在。”宋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比起法律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他更希望这样的事能被关注，被看到——这是我当时用来说服他接受采访的话，但现在他认同了这种说法。“如果能引起社会对儿童保护的重视，特别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男孩子同样可能遭遇这种伤害，或许就能减少像我这样的受害者。这大概是整件事唯一带来的正反馈了。”

在贵阳的这段时间，宋辰和父亲再没说过话，偶尔给母亲发下消息，但每天都会在QQ上和宋欣聊几句。一般都是宋欣主动，问他吃了什么，过得怎么样，或者发点梗图和表情包，“总之他有回复，我就确认应该没太大问题”。她在日记本里，清楚记录着这些年和弟弟相处的点滴，其中一段是：“2023年11月21日，弟弟说有件事情不太好意思说，我以为是性相关或者是钱的话题，没想到他是希望抱抱。我便给了一个被他说有些重的抱抱。”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宋辰、宋欣、宋金宇、宋海江、黄丽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