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试图运用法律这把双刃剑，以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作为武器，去撬动那些僵硬的、看似牢不可破的个案堡垒，去挑战那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权力滥用。

他抠法条，讲程序，要求司法机关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将依法治国的口号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但吊诡的是：

他最终被剥夺律师资格。

官方给出的核心理由，却并非他在法庭上的具体行为（尽管第一次停业处罚与之相关）：

而是他在体制外的、虚拟的网络空间里的言论。

那个他赖以揭露程序不正义、呼唤实体公正、动员社会力量的平台，反过来成为了终结他职业生命的关键证据。

这其中蕴含的巨大荒诞感和讽刺意味，令人深思。他为别人洗刷冤屈，最终自己是否被冤？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答案。但他的完整经历，从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法律实践者，到一个被体制边缘化、最终被彻底清除出去的：

麻烦制造者。

无疑在法治的现实语境下，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在一个强调秩序和稳定的社会里，当一个律师试图将法律文本上赋予的权利——无论是法庭上的辩护权、还是法庭外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运用到极致，去触碰那些强大的、不愿被挑战的既有权力格局或根深蒂固的潜规则时，他自身的命运将会如何？

法律，在这样的博弈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保护个体权利、约束权力的有效工具，抑或仅仅是权力可以随意解释和运用的统治工具？

伍雷的故事并非孤例。

在他之前、在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后，还有一批中国的律师，特别是那些专注于人权案件、刑事辩护、群体性事件等敏感领域的律师，经历着或多或少相似的轨迹：

因为代理了“不该”代理的案件，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遭遇来自有关部门的约谈、警告、年检考核刁难、停业处罚，乃至最终被吊销执照，更有甚者被控以各种罪名身陷囹圄。

这种针对特定律师群体的系统性打压，在某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他们像是一群执着地试图用法律这根脆弱的杠杆去撬动现实巨石的人，

结果往往是杠杆折断，自身也被巨石碾压。

如今，身在异国他乡的伍雷，并未完全沉寂。

他依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关注着太平洋彼岸那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发生的法治事件和人权状况，继续为那些仍在困境中坚守的国内同行发声、呼吁。

他曾与一些同样经历过磨难、处境艰难的前同行合作，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农产品。

这种看似与法律毫不相关的举动，既是一种帮助昔日战友拓展生计、保持与外界联系的守望相助，或许也是他本人在失去了传统战场之后，于新的环境下，寻找一种继续存在、发出微弱声音、保持抗争姿态的特殊方式。

他在被吊证后曾对媒体表示，无论有没有律师证，他仍然是中国人，他的价值根植于那片土地，那里还有很多蒙冤者、弱势者需要法律的帮助：

他相信自己仍然有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

只是，那个曾经可以让他意气风发地奔走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法院、检察院、看守所之间，可以让他身着律师袍站在庄严或不那么庄严的法庭上，为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的职业平台，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个以伍雷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搅动风云、针砭时弊、引发无数讨论与争议的微博账号，也早已被彻底抹去痕迹，消失在庞大而冰冷的数字信息的洪流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他当初离开体制，是厌倦了言不由衷。后来拿起法律作为工具，一头扎进故纸堆和看守所，试图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去尘埃。他奔走、发声，将一个又一个疑案推到聚光灯下，坚信程序和法条自有其重量。

最终，是他的言语，那些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成为了他被剥夺律师身份的理由。并非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失当而是因为：

他选择在公共空间评论是非、追问究竟。

那份来自千里之外的司法建议，那场不允许旁听的听证会，那份在听证会结束当晚便送达的吊销决定书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

他的律师执照被收回，微博账号被注销，过往的呐喊归于沉寂。

那个曾经穿梭于中国各个城市、试图在法庭内外寻求公正的人：

最后离开了这片土地。

这条从体制内蜿蜒而出的道路，最终通向了体制之外。李金星（伍雷）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卷宗里新添的一页，至于这一页意味着什么，历史或许会有自己的记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