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两岸动向
作者：余英时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3/09/04
ISBN：9789863876793
原序
本书选收了一九八七―九一这五年间的时论文字三十三篇，立论的范围大体不出民主发展与海峡两岸的动向，因此定名为《民主与两岸动向》。
时论文字是明日黄花，本无重印的必要。但本书之所以结集问世则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一九八七―九一是海峡两岸的局势动荡得最为剧烈的一段时期，整个中国正走上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以局外人的身份所提出的一些观察，其本身虽然卑之毋甚高论，但多少有为历史作见证的意义，因而不妨暂时作为史料的片断而加以保存。第二、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这些文字大致都贯注著一个历史的观点，所论虽激于一时一事，但是仍有超于时事的成分，而且这一历史的新阶段不过刚刚开始，“事”虽过而“境”未迁，本书的论点也许并没有完全失效。
本书所收各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三篇，都是讨论台湾民主发展的问题的。一九八七年国民政府正式解除戒严令和一九八八年蒋经国逝世为这十几篇文字的撰写提供了契机。蒋经国在逝世前毅然决定解严并开放党禁和报禁是他个人永留史册的一件大事，而他的逝世则标志着国民党“强人”时代的终结。蒋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诚然是最值得惋惜的，台湾的民主过渡因此而陷于失序。但五年多以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过渡还算是相当平稳，“群龙无首”所造成的初期乱象并不足以使人过分惊诧。
如果说今天台湾的民主进程有什么值得令人忧虑的地方，那也许便是理想主义精神的稀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它的精义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且更在于多数尊重少数。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所体现的价值是宽容、开放、多元、不趋极端、富于同情心等等。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社会。但今天台湾的政客，甚至高级知识分子则似乎把民主理解为人数的操纵，一切权位的争夺都可通过简单的多数而获致。选举大有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无上法门，甚至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开始要以选举来决定领导权谁属了。我们毋须谴责政客的趁火打劫，因为那是他们的本色。但高级知识分子的无识和哗众取宠则不能说不是台湾的一大隐忧。正是由于民主变成了人数的操纵，才有人在“省籍”意识上刻意地煽风点火。如果真的有一天到了“火炎崑岗，玉石俱焚”的境地，政客们也许另有全身而退之道，但知识分子又将何以自处呢？
本书第二部分是专门讨论大陆的民主运动的，选收了长短不等的十篇。如所周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是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门屠杀告终的。在中国范围内而言，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显然是彻底失败了，但是以整个共产世界而言，天安门的壮举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终于加速了东欧和苏联的崩溃，六、四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在六、四屠杀之前，许多人也曾妄想邓小平也许会步蒋经国的后尘，主动地打开政治民主化的大门。而事实却适得其反。天安门屠杀不仅暴露了北京屠夫们的个人残暴，更重要的，它使全世界人都亲眼看清了中共政权的本质。
天安门屠杀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共的看法。六、四以后，一向同情共产党革命的美国知识界再也没有人肯公开地说中共是代表“人民”、“无产阶级”或“农民”的政权了。欧洲学术人士的反应更为强烈。一九九○年九月我初访瑞典，遇见不少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史学家，虽然已事隔一年，他们提到北京的屠杀仍愤慨不已。最使我感动的是今年五、六月间我访问法、德各大学，最后重到瑞典，不但沿途所遇见的欧洲学人对天安门的惨痛记忆丝毫未减，而且瑞典学术界的领袖还在筹划着怎样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以长期支援因六、四屠杀而流亡在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西方人道主义的传统在欧洲比在美国似乎植根更为深厚。今年的六、四我是在海德堡渡过的，这一天，电视上一再转播香港数万人烛光游行的动人场面。这是欧洲人至今不忘六、四的明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台湾的中国人对六、四的冷漠。几年以前，在台湾热烈争取民主的政客和知识分子今天大概正陶醉在自己新获得的权力和声势之中；他们对大陆民主运动的挫败已没有关怀的兴趣，对于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更无同情的余暇。上面所说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淡薄在此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和海外所有的电视观众一样，天安门的屠杀虽然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悲惨印象，但毕竟还隔了一层，并无切身之痛。然而非常意外地，我现在才发现：在数以千计的天安门死难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亲在内。我有一位至亲，一九四五―四六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年，那时她才上小学。我们重逢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北京，她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一九九二年初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托人转寄，但这封信一直到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我现在要把她信中的一段话引在这里（信中的姓名以□□代替，为了不替她添麻烦）：
我的小儿子□□于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点―三点之间被戒严部队的枪弹击中头部，牺牲在天安门附近的南长街南口。据目击者告诉我，他倒下时还用手比了一个“V”字，可恨的是当时有救护车赶到，部队不准抢救，大约因为他是倒在长安街边的原故；以后他们又将在长安街上死去的人埋在二十八中学的墙外。我们一直找不到□□的踪迹，直到八、九号他们又将埋的人挖出来，当时因□□穿了一套军服（旧式的），他们以为是军人，就冲洗干净，找了一个小医院的太平间存放起来（大医院的太平间都满了），最后确定不是军人，才通知我们去认（因为我们通知了学校，学校又报了公安局）。□□是个高中生，他当晚十一点半从家里出去，他说一定要纪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要伸张正义；结果尚未到天安门广场便中弹倒下，照相机也被部队拿去。可恨□□用生命换来的底片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关于天安门屠杀的一个镜头，任何注释都是多余的。四年以来，我读了无数篇关于天安门屠杀的记载和评论，但这一切文字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封短信给我的震动之大，哀痛之深。由母亲亲笔写儿子在天安门被屠杀的经过，这是我所读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还附了死者的一张照片和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过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级时所写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慈爱而又互相了解的关系。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为朋友，这样才能消弭代沟于无形。这明明是一个充满着推己及人的爱心的好孩子，但这样一个刚刚开始茁壮的幼苗却活生生地为北京屠夫扼杀了。他中弹倒下去的时候竟“不准抢救”，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野蛮的政权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吧。我已记不清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北京时有没有见过他，那时他才八岁，即使见过，印象也模糊了。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著清秀、聪慧、和温厚。难道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竟是中共宣传中所说的“挑起反革命动乱的暴徒”吗？可惜我今天还不能发表他的姓名和遗像，但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很快到来的。
我已说过，这位天安门死者母亲的信是毋需注释的。不过关于六、四时北京各大医院太平间已停满了死难者的尸体这一点，我必须用另一位亲戚的话来加以补充。这位亲戚去年来美探亲，恰好告诉过我她亲眼看到的六、四屠杀的另一镜头。她是一位医生，而且抗战后便在北平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至今仍然是党员。她说，她服务的地方是北京的一所很小的医院，六、四那天她的医院中便抬进了好几十个中弹的伤者。她和同事们曾全力加以抢救，但一个成功的例案也没有。原来戒严部队所射的都是“开花弹”，击中的都在体内爆炸了，医生们开刀之后，一个个都垂头丧气，束手无策。这是一个独立来源的有关天安门屠杀的另一真实镜头，但恰好可以为上引的信添一个注脚。
六、四已是四年前的往事了，然而北京亲戚最近的来信却给我新添了一层切身之痛。天安门前已干的血和我的体中尚在流动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这个十九岁的高中学生为了“伸张正义”、为了“纪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这将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怀的一个悲痛的记忆。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对大陆的民主运动作出任何直接的贡献。但是为了不能愧对这个孩子，为了不能让这个孩子的血白流，至少至少，我必须也“纪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这个孩子只是数以千计的天安门前被屠杀中的一个，不用说，其他的许多死者也必然同样会留下无数的记忆——在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的心里，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识者的心里。世界上没有比记忆更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便是大陆民主运动的最后保证。古人说：“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遥远的欧洲人至今还记得天安门的屠杀，难道血浓于水的中国人，特别是在海外的，在台湾的，真能达到“太上忘情”的境界吗？
本书第三部分以讨论两岸关系为主，此中关键则是中共政权的本质问题。海峡两岸不可能长久断绝往来，这是人人都承认的。而且十几年来，两岸之间在文化和经济上早已发生千丝万缕的交涉。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两岸关系在政治上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在大陆一方面，中共的一贯立场是十分清楚的：它要求台湾的国民政府全面投降，自动降级为一个地方政府。其模式大体比照一九九七年后的香港，不过在过渡期间稍稍宽大一点而已（如暂时尚可保留军队）。在台湾一方面，则有“统一”与“独立”两种方案的严重冲突。很显然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台湾已先蒙内部分裂之害；而中共则始终保持一种高姿态，不曾松动过一丝一毫用武的威胁。更使人诧异的是有些台北“统派”或“独派”的政客竟妄想利用中共来为自己造势；他们纷纷到北京进行活动，意在取得中共官方的某种谅解。其结果则是更助长了中共的气焰。三、四十年的隔绝，台湾新一代的人已完全看不清中共集团的“光棍”本质了。一个冷酷的事实现在清楚地摆在台湾的面前：在中共政权本质未变以前，无论是“统一”或“独立”都是走不通的。“统一”即是投降，“独立”则必招大祸。今天台湾流行一种观点，以为中共决不敢动武，因此台湾尽可宣告“独立”，造成既成事实。这是一般浅薄政客以自己的利害打算来测度中共的行为，而丝毫没有考虑到此种行险侥幸之举对台湾两千多万中国人所可能带来的严重伤害。中共的最高原则是决不允许任何举动足以动摇它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前，美国的“中国通”几乎无一人相信中共敢以枪炮屠杀天安门前的学生和平民。但无情的事实已答复了这个错误的判断。台湾的“独立”将立即波及到西藏、新疆、内蒙古、以至香港，影响之大将远在当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之上。说中共对此会坐视不动，岂非是天大的荒谬？
我在本书有关两岸关系的文字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一点：两岸的文化和经济的沟通不妨以审慎的方式逐步加强，但政治谈判则目前决非其时。“统一”和“独立”对台湾而言都是政治自杀。大陆和台湾不能永远分离，这是毫无可疑的，但正常的关系必须在大陆也开始民主化以后才能建立。台北的政客无论是“统派”或是“独派”似乎都假定中共在大陆的极权统治已安如磐石，永无动摇的一天。我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得到的观察则与此恰恰相反。天安门以后的局面是中共政权的回光返照，它正面临着一场无可挽救的最后巨变——或者是“和平演变”，或者是暴力演变。它的“最后强人”消逝之日便是巨变开始之时。台湾的安危最后系于大陆民主化的成败，北京那只垂死的政治老虎已无足轻重。台湾的“统派”不必妄想“入虎穴，探虎子”，因为虎穴已无虎子可探了；“独派”也不必在这个时刻故意去“捋虎须”，因为那只有激起垂死之虎的反噬。朱熹论宋、金关系时曾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是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我想套用朱子的话：今天台湾对于大陆，在不“统”不“独”之间，“也且有个硬相守底道理”。所谓“硬相守”，即台湾必须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内部共识，走向一种“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尊重少数”的民主道路。相反的，如果台湾内部不断地进行原子分裂的活动，则其前景是未可乐观的。
评论时事从来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本书所收文字都是过去五、六年间两岸的特殊情势逼出来的。但如果不是由于台北和香港的报刊编辑一再热心的敦促，我大概也不会有这些出位之思。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催稿的编辑朋友们表示最真挚的谢意。本书的结集出版也表示我的时论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我希望今后不再有写时论的需要。
最后我必须承认，我在这些时论中说了不少不识时务因而也很讨人嫌的话。现在让我恭恭敬敬地引胡适之先生“老鸦”诗的第一节，来结束这节自序：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编按
此文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七、八日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分两天刊完，标题“一位母亲的来信”，副题“民主、天安门与两岸关系”。这位母亲是余英时的二舅张仲怡的女儿张先玲，六四罹难的儿子叫王楠。她在二○二一年追悼余英时的文章附在书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