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1981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1970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

张锡锟是化学系学生，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后改名为第五中学），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学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园的短暂的“鸣放”时期，他贴出了题为“卫道者的逻辑大纲”的大字报：

一、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二、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三、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四、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五、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七、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八、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九、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逻辑”，也都被运用到对他的指控上。张锡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对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送工厂劳动。1965年他试图逃往国外被抓，并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这虽然会被判重罪，但是还不至于如文革中那样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专区盐源农场“劳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发“企图组织越狱”，在盐源农场被枪毙。

文革结束两年后，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的一名杨姓干部曾经到四川该劳改农场交涉。但是那边不给张锡锟“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阳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园书屋）书中，作者杨泽泉记录了他所了解的张锡锟在劳改农场的最后的日子。杨泽泉当时也被关在那个劳改农场，当然无从得到张锡锟的死刑判决文件。他记得，判决是由当时的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发出的。死刑执行地是盐源农场农七队的监院门口。

一名受访者说，他和张锡锟几乎同时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们集体乘坐同一辆大蓬卡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到宝鸡换火车去了北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后他得到“改正”。他记着35年前被杀害的张锡锟。

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杀害。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由权力当局用国家机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实行）的迫害行动。仅从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他们的死亡是一场群体性的迫害的结果，他们死于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之中；他们的死亡清楚体现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续，同时还是“反右”迫害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方面，请参阅笔者的文章,〈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吴思慧的名字是笔者在查访多年后，在2009年底最后找到的。笔者曾经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写出他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你们班的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至今都不得公布名字的受难者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现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会有人指责他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没有为他“守节”？她的丈夫也还会不准她讲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40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1921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这139人中，有吴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笔者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记录下来，印刷出来，是很少见的。尽管文革后的当局给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记载、报告和发表他们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这是当时用的动词），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中，没有记录数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车到学校来装去“劳教”和“监督劳动”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被杀害的人。关于那一时期北大发生的事情，有一行记载是：

（1958年）4月22日4月19日至21日，全校突击围剿麻雀。三天共歼灭麻雀502只。

以北大一万多人停课停工三天的代价打死502只麻雀，确实像疯子傻子所为，然而那时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准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发生了。这并不仅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为，那时候在最高权力当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这一历史的丑闻当然应该记录。但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是更应该记录下来的。

本文的目的，是记载在杀死麻雀之前和同时发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写出来，就能知道到底应该是多少人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员学生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七个人。

调查不够深入仔细，敬请读者补正。

成文时间：201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