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是怎么成为“右派”的？我问。这是一个我对所有难友的共同提问，其实历史早已作了回答：“革命需要右派！阶级斗争需要右派！震慑人民，压制不满与反抗需要右派，不然何以叫‘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如此，我仍要这样问，实际是填补一点心里永远逝不去的迷茫，就像海洛因瘾客难解海洛因的迷茫一样。

她静静地说：和你一样，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可是这个党、这个领袖需要在大小知识分子中抓“右派”，作为祭品巩固统冶。我不明白怎么就当了右派，成了敌人？我自信自己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所以才在1962年向成都市检察院投递申诉要求“甄别”我1957年划“右派”一事。检察院没有理睬我，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单位理我了，“打退右派分子白竹筠的猖狂进攻”！若干年后我想到当年的做法真可笑，就是这个整你的党你还去哀求它，能有好果子吃吗？。

沉默，又一阵沉默。沉默后她起身拿出一个纸包，从里面翻出一叠发黄的纸卷交给我。我展开一看，竟是她1967年写给“中央文革”一封上万言的“翻案书”。这“书”是用腊纸刻的，工整娟秀，一笔一划，毫不马虎，看得出主人的用心专注与希望。首页的标题是——最高指示：“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又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正文是：控诉！控诉！！控诉！！！李廖死党及其黑爪牙，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张人均、罗荪、何旭东对我进行政治陷害的罪行！副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我整整十年。

这里所指的李、廖，就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的“走资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张人均、罗荪、何旭东，均为成都市工商局长、人事科长、计量所长等大小党政负责人。她见我看得认真，忽然窃笑起来说：你看我愚蠢不愚蠢，都这个时候了还相信他们。唉，“右派”的悲剧就是愚蠢，直到今天可能还有这样的人？找他们“平反”，找他们诉冤屈，希望他们发善心，这可能吗？其实我们“右派”反什么党？反什么社会主义？不就说了几句真话、实话而已，活活被整了几十年。我比你好，还没有进去，仅作为一般右派处理，降两级工资留机关工作，但运动一来就是斗争的“活靶子”。1960年就摘掉“帽子”，但仍是“摘帽右派”；1979年“改正”了，又成了“改正右派”，反正我们此生与“右派”脱不了干系……

我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见解，说：谁能平？谁又能平？

她不以为然地点拔道：平也好，不平也好，人家才不在乎哩！反正手中有权力、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唉，“解放”快六十年了，我常说把他们做的事放在桌上评一评，从批俞平伯《红楼梦》，到“抓胡凤”，从“镇反”到“土改”，从“三反”到“五反”，以及“高饶事件”、“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六四”……哪一件是做对了的？哪一件是做错了的？我可以和他们任何一级的领导，或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人辩论，但条件是宪法要在党的头上。只要宪法在党的头上，我就是胜利者；如果宪法在党的脚下，我只能认输。这个“党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不解决，有什么值得说的？她的话平平和和，毫无个人激愤情感，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如此深邃透明，深感自愧弗如。我放下手中那一叠发黄的材料，关切地问：这几十年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她凄然一笑，那笑的波纹使脸上皱折更深更深，似乎每一条逝不去的皱折都刻着“政治运动”留在人间的险恶。她沉静了会儿，梳理出往事的思路，一字一句说：我没有被打、被吊、被捆，但一直屈辱地生活。划我“右派”时，我是个孕妇，每天离家上班，总担心能不能回来？还有，只要共产党一搞“运动”，我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从1957年到1978年“改正”前，先后被批被斗百次以上，从一个小姑娘斗成一个老大姐，你说笑人不？好在斗我的人私下对我特好，就是那些“积极分子”有时也送来一个关切的目光。再有我丈夫好，他虽是党员，“组织”上多次动员和我离婚，可他一直坚守感情的底线，就是不离！要不那几十年就悲惨……

社会还没有死，公义还没有死，民族还没有死，人的良知还没有死，要不谁挺得出来？一股秋风穿窗而过，沉闷的小屋顿觉清爽。她舒舒地吁口气，是宽容还是宽恕，听得她自个儿说：我信了上帝，上帝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女儿自幼聪明，读书成续优秀，但上不了高中，初中毕业就去建筑队挖土石方，可一直坚持学英语，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一个考上四川大学外语系，90年代初就和先生移民美国，总算能自由自在生活。

我为她庆幸，也为我们“57”罹难者庆幸，我们中不少人的儿女都是优秀的，不因父母所受灾难而垂头丧气，正如我女儿说的：爸爸，你们一代太苦了，太不幸了！我去美国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学会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观，来改变我们这个封建专横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