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一个学生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述：“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清华附中的几乎所有领导和老师都被打。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对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几个高知平民出身的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拼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后来回忆说：“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布不对称，接着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
郑义说：“在那个燠热的‘红八月’，红卫兵们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了数千市民，并代行国家行政权力，发布通令，把十万市民驱逐到乡村。……世界史上著名的‘砸玻璃之夜’，那些德国的青年法西斯不就是砸玻璃烧书吗？还是我们中国的气魄大，上来就杀人。”8月27日，在北京宽街小学（在市中心），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亡。连小学生也成为凶杀犯，可见“红八月”暴行已疯狂到何等地步！
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8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10月9日到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没收私房52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可见红卫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来自上面的煽动和纵容的。
6.清华附中被赶出“文革”核心舞台
运动一开始，中学生红卫兵当了“文革”先锋。大学生有的观望，有的跃跃欲试。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9月，“大串联”开始，清华附中已经不再是红卫兵运动的核心。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清华附中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10月红卫兵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进入秋冬，生存问题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8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
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出现了内部权力纷争，产生了派别，以平民子弟为主的红卫兵（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和以主张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产生了冲突。造反派批判贵族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
进入1967年，上面的态度发生了逆转，1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因为“联动”贴出了反对“文革”、批评毛泽东的大字报。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校园内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在军队的配合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一些红卫兵头目非法捕走。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武力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此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几位元帅也批评抓这些孩子的行为。毛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4月22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陈伯达警告这些红卫兵不要依仗高干特权而脱离群众，搞打砸抢。
7.后记
清华附中的导火索作用只维持了大约一百天。“文革”后期上面来了个“大翻个儿”。无论是“奉旨造反”、“越旨造反”还是“趁机造反”，一律被镇压清算，什么反都不能再造了。毛主席一挥手，不论是失势的高干子弟、“黑五类”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离开了被砸烂的校园，远远地去了广阔天地。一位深受红卫兵迫害的高知子弟说：“留在城里，天子脚下，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第一次政治大失败。这种失败感随我们流放到乡村，造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批判性思维。”很多高知子弟自己写血书去最偏远的农村，想通过实际的斗争，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而且几乎没有想下去后还是否能够再回来。整个一代城市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背朝天时，以往的改天换地的伟大理想和所向无敌的暴力斗争成了过眼云烟。他们的心灵在大山中，草原上，田野里，承受了彻底的“再教育”。
十年后，当“文革”的疯狂失去了魔力，群体理性渐渐恢复，邓小平恢复高考。一夜之间，无数蹉跎了最佳的学习知识的时光的“知识青年”们，重新回到同一条希望的起跑线。家庭成分和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辖制。当年被红卫兵所痛恨的教育制度和学习环境，成了几乎所有知青不顾一切要极力找回的“天堂”。
那以后，清华附中又恢复了以往的教学秩序。我1979年入学时，学校里已经没有了高知、高干、平民子弟的划分和对立。不论住校的和走读的学生，都和睦相处。对老师和领导也尊重有加。几乎没有人问及、提到1966年的那段历史。四季交替，读书声依旧，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人类群体的记忆，尤其是对痛苦的记忆总是很短暂的。
有趣的是，经历过红卫兵运动清华附中学生中出现了三个作家：为红卫兵命名的张承志，深受红卫兵运动之苦的郑义（原名：郑光召）和在插队时患病致残的史铁生。虽然这三位作家在红卫兵运动中的际遇迥异，但是他们都因着这一段剧烈的人生冲击，激发了对人类心灵的深层反思和探索。张承志写了《心灵史》，史铁生写了《灵魂的事》，郑义写了《招魂》。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饱受火的洗礼的圆明园似乎仍然在等待着更多仰望星空、求索真理的心灵。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