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之后，使我想到作家陈登科当年同方徨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陈登科比方徨走得更远，由“瞒和骗”的新闻“升华”到文艺创作，写出了一系列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作品，给他本人，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派往卧龙湖“监收监打”
1958年的安徽也同全国一样，工业“大办钢铁”，农业放“高产卫星”热火朝天。粮食亩产从几千斤，一直放到5.6万斤。当时有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些数字怀疑，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便叫一些人下到乡村去“监收监打”实地考察。陈登科既然是个作家，自然归在知识分子一类，使被省委派到淮北卧龙湖监收监打。
说起卧龙湖，陈登科十分熟悉。当年淮海战役时，他就到过卧龙湖，1957年冬又去过。其名曰湖，实际就是一片洼地，每到夏秋季节，一场大雨过后，便一眼望不到边，全是水，芦苇丛生，野鸭成群。到了冬天，水干了，满眼全是荒草，因此，农民习惯将此类洼地称之为湖。也许，在千百年前它曾经真的是湖，但是，现在陈登科看到的是一种死湖。他说半年前，自己还在这荒草湖滩上打过野鸭，怎么只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河渠纵横，稻花飘香了呢？
陈登科到达卧龙湖村当天就投入到监收监打过程中。不过，战地新闻记者出身的他，还是颇有心计的，那就是亲力亲为。亲自丈量田亩，亲自参加操镰割稻，亲自参加捆扎稻把，并挑把上场，还亲自套牛上磙，直到打出稻子。尤其是在过秤时，全由他指定人执秤、记账、统计，一律不让当地干部插手，这还能有假？正在他看着打谷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过来说，等打完谷还早着呐，走，咱们先去吃午饭吧。他就高高兴兴地去吃饭并且还喝了酒。等到酒饭一罢，再回到打谷场，一包包稻子已经装好，一过磅，亩产6300多斤。陈登科连夜回合肥，向省委作了详细回报，省委立即决定把它报导出来，还让报社专门赶写了一篇社论配合见报。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由于“考察”新闻是出自农民出身的陈登科之手，更具有说服力。于是，沉睡千年的死湖，如今大放异彩，6300斤对这个荒草洼地来说，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实在应该大唱赞歌。卧龙湖成了美丽的“神话”。
陈登科后来讲，老实说，我当时只恨自己喉咙太小了，不能将我的歌声传遍世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时间未过半年，便有人当面斥责我向省委说了谎话，所谓6300斤，完全是假的。后来，才知道实际情况：原来打谷场的稻草堆里早就藏好了成包的稻子，请他去喝酒就是个圈套，利用这个机会把藏好的稻子拿出来充了数。再后来他又到卧龙湖来，深入一步了解到，那个高产数字，是23亩半的稻子，算到了一亩二分地的账上了。
派往卧龙湖拍电影
卧龙湖的“神话”还在继续。
陈登科说，在那种大哄大嗡气浪的推动下，像下山坡踩上西瓜皮一样，只能是滑到哪里算哪里了。“监收监打”结束后一个月，也即1958年的7月，陈登科又被省委派到卧龙湖拍电影，任务是宣传“河网化”。河网化是当年缺水的淮北地区，为了要推广稻改，实行的闻名全国的水利建设创举。说白了就是挖沟，不管有没有水源，整个淮北乡村，挖过东西沟再挖南北沟，所谓纵横交错，星罗棋布。陈登科带领上海电影制片厂奉命派来的一个20多人的摄制组，跑了淮北6个县，实地选择适合电影的景点，最后，落脚于卧龙湖。
在这里电影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诸如蒙太奇、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夸张特写等得到充分的发挥。像我们在那个年代看到的所有的电影一样，都是一派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遍地、口号声声、歌声阵阵……
当年秋末，陈登科同鲁彦周合写了电影剧本《柳湖新颂》。冬季，陈登科又写出了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卧龙湖》可以说这两部电影是写与拍同步进行的，当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在1958年年底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发表的时候，1959年的2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柳湖新颂》和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卧龙湖》，便分别在全国上映了。
此前，陈登科自1958年2月至4月，还走访淮北12个县的30多个公社，上百个生产队，先后写出数十篇特写（报告文学）和9个短篇小说。8月出版散文集《春水集》。另外还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江淮文学》上发表了一些趋时文章。他说：为了歌颂“大跃进”，我是从新闻到散文、小说、电影剧本样样来，十八般兵刃齐上，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地炮制了一系列“瞒和骗”的所谓文艺作品。
违心之作与“反右”挨打
1984年6月，在同陈登科校对我所编写的“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问过他：如果说写放高产卫星的虚假新闻是中了圈套，受了欺骗的话，那么为什么后来又进一步写那些虚假的文艺作品呢？这其中有没有“个人”因素？难道仅仅因为年轻幼稚吗？
这话说出口之后，自感到问得太尖锐，我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敏感的深层次的问题。没想到他马上回答道：就本人主观方面来说，我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求得混过关去。为着与上边的口径一致，合上领导的脚步。说了违心之言，写了违心之作。这些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若就客观形势方面来说，其中原委你就要考察一下我在“反右”斗争中的遭遇了。
于是，我对“陈登科在1957”作了一番探究。
陈登科1940年（21岁）参加革命，才开始学文化，1944年才学着写点报纸小通讯，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56年底，先后写出并出版中篇小说《杜大嫂》、《黑姑娘》，长篇小说《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报告文学集《铁骨头》，短篇小说集《虹光》，散文集《治淮的人们》、《治淮通讯集》，共8本书100多万字。受到赵树理、周扬、丁玲等人的一致好评。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歌共产党之德，歌人民之德，歌民族之德的“歌德”作品。
建国以后，他的笔从单一描绘战争，逐渐伸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并推动着他在扩展题材范围方面进行尝试。于是，就有了发表在1957年第1期《江淮文学》和《雨花》上的两个短篇小说《爱》和《第一次恋爱》。这两篇描写爱情的小说，目的在揭露和鞭挞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的腐朽思想和行为，直面现实爱憎分明，且笔锋犀利。
小说发表之初，《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文艺》、《文艺学习》等十余家报刊发表评论，有的说：“相当成功”，有的说：“很有教育意义”，还有的说是“文艺的新花朵。”
然而到了3月，情况发生了变化。3月5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大批判文章：《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陈登科的“爱情小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但并没有引起时任《江淮文学》主编陈登科的“警觉”。他不单在各种会议上继续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在5月6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了《有保留地接受批评》一文，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接着又有一批反驳和争鸣的文章发表出来，甚至有人向中央告状。弄得省委“反右领导小组”非常被动。不得不再发表“一点说明”作以解释。出现如此“反复”局面，在全国“反右”运动中相当罕见。这笔账自然要记在陈登科头上。
转眼到了“6月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下达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外部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这是为什么？》。“指示”与“社论”犹如“反右”斗争开始的发令枪。枪声一响，首当其冲又做过“充分表演”的陈登科成为众矢之的，大会小会，大报小报，批判之声此起彼伏。是此时也，他只有“在自己家里规规矩矩地呆着，闭门思过”。这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在北京召开，陈登科的文学老师丁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对被称为丁玲“爱徒”的陈登科实在是惊心的事件。9月，张春桥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一文中，指陈登科“走上反动道路”；周扬在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报告中，指陈登科为丁玲、陈企霞们“驱使的工具”。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敲打”，给陈登科头上增加的压力，若用“雷霆万钧”来形容，绝不为过。
此时的安徽省文艺界已经打出了一个以省委文教部部长魏心一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戴岳为首的“反党集团”，文联42人，打出17个右派分子。《江淮文学》编辑部14人，打了12个。这么一来从部长、主席，到刊物主任、编辑，基本上一网打尽，可是，由安徽反右领导小组报出、又经《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17个“右派名单”上，居然没有陈登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