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面资产本质上是以贷款换来的所有权凭证，可采取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公司股票、政府公债、保险公司保单、外币持有、抵押品包裹、期货等，“金融服务业”是深具创意的。资本的“正常”回报是可分享实体经济的利润，但当纸面资产与实际商品的价值不再有关时，就会出现“投机性”回报，然后价格的上升会变成自我助长，有时还会在发横财心理的狂热推动下被推至眩目高度。
全球债务在一九二○年代增加了大约五成，这是虚构性资本创造性的一项指标，并出现一批全新的公司：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这些公司什么都不生产，只交易其他公司的股票，投资的常常是其他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这种虚构资本的层次有时可高达五层，甚至十层。
高盛贸易公司是一个例子。该公司创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发行了一亿美元股票，其中九成是直接销售给一般大众。凭借这笔资本，该公司投资其他公司的股票。一九二九年二月，高盛与另一家投资信托公司合并，这时候其资产增至两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到了七月，这家联合企业成立子公司谢南多厄公司（Shenandoah Corporation）。当谢南多厄推出一亿两百万美元股票贩售时，得到七倍的超额认购。没有人想要错过白白赚钱的机会，所以谢南多厄公司顺应民意，发行更多股票。
当股票狂升，资本就会从对外贷款、工业投资和基础建设计划中抽出。没有事情比在华尔街投机更有利可图，充斥的游资热钱和疲弱的经济，同时助长纸面资产价格与实际商品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种泡沫是陷阱，有些观察家试着提出警告。巴布逊（Roger Babson）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在年度国家商业会议指出：“迟早会出现崩盘，到时候情形也许会十分可怕。”但末日先知在派对里并不受欢迎。成批富豪都在股市押下大量金钱，好让自己更加富有。他们衷心赞成柯立芝总统在上回十二月的国情咨文里所说的：“自美国国会成立以来，从未目睹比眼下所见更美好的前景……国家宁静与富足……繁荣程度堪称历年之最。”
稍后当股市发生震荡时，财政部长梅隆（Andrew Mellon）迅速出面安抚人心：“没有值得忧虑的理由，繁荣的高潮将会持续下去。”《华尔街日报》同样急于驱散投资人的焦虑：“昨日股票主体的价格波动，持续显示一场大推进暂时被技术性修正拉住。”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华尔街股市崩盘。这次金融崩溃将世界拖入经济大萧条，并触发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最终将引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及广岛核爆。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第一幕揭开了。
饥饿三○年代
“黑色星期四”这天，华尔街股市下跌近三分之一，数以千计的金融资本家被扫除，几百万普通人失去积蓄。一旦开始，股市崩盘便与之前的泡沫一样自我助长。就像上升的价格曾将投机资本吸入漩涡，此刻崩溃的价格也创造出抛售浪潮，大家都想要“清算”资本，抢在价格进一步下跌前抛售手上的股票。另外，当投资人发现自己过度暴险，就会借债还债，助长恐慌性卖压。整个财务义务的复合体突然解体。
谢南多厄公司股价最高峰时是三十六美元，最后跌至五十美分。高盛公司股票一度冲至二二二．五美元，两年后，你可以用一或两美元买到一股。
崩盘并非事出无因。农业自一九二七年起便陷入萧条，工业也在一九二九年春夏因为过度扩张、消费不足而走下坡，农业和工业危机触发金融崩盘。不过股市崩盘又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导致信用紧缩，扼杀贷款及投资，使需求大为萎缩。
资本的集中与集聚，放大了危机的规模。当一家小型或中型公司破产，其整体冲击有限，毕竟很多其他公司会继续经营；但当一家大银行或工业企业破产，就会把许多其他银行和工业企业拖下水，创造出一波通缩浪潮——这就是一九三○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事。到了一九三三年，已经有九千家美国银行倒闭，工业生产减半，每三名工人就有一名失业。复苏的希望渺茫，美国资本主义成了一潭死水。
一个世界体系的存在，即意味着一场世界危机。华尔街崩盘触动了全球暴跌，全球贸易总值仅剩下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二年，全世界失业人数从一千万暴增为四千万。那一年，德国每三名工人就有一名失业，英国则是每五名中有一名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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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会这么惨烈，与各国领袖的政策有关。激烈紧缩并不是各国在崩盘一开始的反应，但当世界经济在一九三一年直直落时，官员们慌了。美国总统胡佛执迷于“稳健货币”和“平衡的预算”，取消大规模开支的计划，不久后又对其继任者罗斯福大谈“缩减赤字”的美德。他的财政部长开出的处方是“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夫”。
另外，随着极右派政府在面对群众反抗时硬推紧缩政策，民主不久就受到攻击。保守的德国总理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对大萧条的回应是削减工资、削减薪水、削减价格及提高税收。在他尚未这样做之前，每四名德国工人有一名失业；他这样做了之后，每三名德国工人就有一名失业。
布吕宁担任总理没多久，深重的经济危机及德国社会的两极化瘫痪了政治系统。布吕宁辞职后，兴登堡总统接连任命了三位总理：冯．巴本（von Papen）、冯．施利克（von Schleicher），最后是希特勒。三人皆没有在议会中掌握多数席位，都是根据紧急法令统治，民主自一九三○年起就停止在德国运作。一九三三年一月之后，民主的可能性更是被纳粹的独裁统治摧毁殆尽。纳粹党是由兴登堡授权，而兴登堡是代表德国的传统统治者。
英国一九二九年当选的少数派工党政府，发现自己受到金融资本的围困。随着失业人数急升，必须削减失业救济金以满足“保障预算平衡的重大需要”。一位内阁部长稍后回忆说：
我最难忘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们代表政府的二十位男性和一位女性在黑色星期日傍晚，站在唐宁街花园等待来自纽约的电报，好知道英镑是否得到拯救，以及削减一成失业救济金的条件是否坚持不变。
条件坚持不变，银行家想要以削减失业救济金作为工党政府完全屈服的象征。他们还希望无异议的通过，也就是整个内阁都必须投下同意票，否则政府就必须辞职。费边社（Fabian）的碧翠丝．韦伯（Beatrice Webb）在日记中写道：“所以决定英国政府人事及政策的，是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家。这是加倍奉还的资本阶级专政！”
内阁意见分裂，政府宣布辞职。前任工党首相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成为反动又缩减赤字的“国民”政府首脑。
各国政府也让本国货币贬值，好让出口货品比较便宜，与此同时，又对进口货品课以关税，使之价格较昂贵。不过保护主义是个竞争的过程，当对手国家做一样的事时，效果就是加速“竞次”（race to the bottom）。随着价格下跌、市场萎缩而来的是国际贸易的灾难性崩溃。
通货收缩与保护主义相加，摧毁了任何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两者让世界有十年时间被锁死在经济低迷及普遍贫穷中，不啻保证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国家政策批评家凯恩斯所说的“就业不足的均衡状态”（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也就是大众的长期失业。
经济大萧条的经济学是疯人院的经济学，任何经济系统之目的都应该是生产人们为过上幸福生活所需的财富与劳务，但这却不是资本主义之目的。
资本主义是个竞争性资本积累的系统，由利润所驱动。利润的驱力，即不择手段、尽可能快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曾经在一九二○年代晚期创造投机泡沫。如今在金融崩盘之后，维持利润意味着削减工资、大砍劳务和阻塞贸易，因此让世界坠入无了期的低迷不振。
数千万人的生活支离破碎，农民因为市场消失、商品价格垮掉而破产；工人失去工作，得靠施粥所施舍的食物果腹。那些仍有工作的人活在随时被开除的恐惧中，让资方在薪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量的讨价还价中占尽优势。
在欧洲各国，推行紧缩政策的主流政党尽失人心，人民政治立场走向两极化：一方面是劳工阶级的激进运动，一方面则是中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九三○年代期间，在柏林、维也纳、巴黎、巴塞罗那和伦敦的街头上，希望与绝望的力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反复发生冲突，竞相争取人心。
作者曾就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讲师、广播员、杂志编辑和政治活动家。
著作等身，近作有《俄国革命的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2022年2月因癌症去世，享寿6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