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是我们家的房东。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他们家的房，一直住到文化革命，红卫兵大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此之后，我们家仍然住他们家的房，但房子充了公，房租交给国家的房管局，按照国家标准，房租减了几块钱。结果弄得我们家挺不好意思，仿佛是我们家趁文化大革命占了李家的便宜。当然李家知道文化革命不是我们家发动的，但是我想，他们家人心里肯定不好过，尤其是那十几二十块房钱对李家来讲，是挺要紧的。

母亲告诉我，说我是在上海生的，当时国共两党正打得不可开交。等我们家搬到北平，北平早就又改回来叫北京了。我们先住在和平门外的旧帘子胡同，后来嫌地方小，没住两年就设法找房。这处房子是母亲在上海认识的陈老先生居中介绍的。陈老先生在我们之前就从上海调到了北京，他认识房东李家，听说李家要找房客，就介绍了我们家。于是我们就搬到石驸马桥附近的头发胡同。这时候我大概两岁多，所以要不是母亲告诉我，我会认为我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院子不大，按老北京建房的规矩也不四致。大门不朝南，也不够气派，只有两个门楣，门前也没有影壁，可见李家祖上没出什么安邦定国的大人物。正房不是北房，而是南房。据说是当初起这个院子的时候，李家老太爷手上的钱还不富裕，北房的正房盖得不够气派。后来又有了几个钱，想盖几间好的，可北边的正房又舍不得拆，就在南边起了大瓦房作为正房。所以，后来懂房子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院子不怎么样，出不了什么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北京的院子如果大了，再没有收拾，就叫做大杂院。但我们的院子不大，到我们家搬进来的时候，收拾得还挺雅致。一进门的山墙后头是一棵大松树和几棵无花果树，院子靠东西墙各有一架葡萄藤，院子中央是一口磨盘大的瓦制鱼缸，里边的鱼没有中山公园唐花坞的好，但足够全院的人没事的时候瞧了。贴着鱼缸是五盆石榴树，一人多高，结了石榴并不吃，为的是观赏。靠西墙的高坡上是几棵香椿树，还有一丛丛的茉莉花。院子中央还摆着两条一般公园里才有的长坐椅，为的是歇凉用的。三伏天，大家就都躲在葡萄藤的荫凉下乘凉，听着知了和蝈蝈不停地叫。早先老北京人的社会乌托邦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头三样，我们院子里样样都有；后三样，先生不许叫了，肥狗不许养了，丫头也不许雇了，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环境特别地道，没有这三样，也差不多就是天堂。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南方，可能就是被老北京人的这种悠闲所感染，我们家立刻就决定住进来，也想享受一下老北京人生活的温馨。

房东李家是旗人，原住在海淀蓝旗营。老太爷那一辈，不知怎么学会了照相。因为照得好，被宣进宫里给太后、光绪皇上照过相。大概因为是旗人，也不用读什么书，所以也就没个出身，自然当不成官，但家中兴许有两个闲钱，就在西城盖了房。到我们搬进来的时候，老太爷早死了，留下三门骨血：大爷、二爷、三爷。大爷也死了，大奶奶还在，住在东墙下的小屋。当初不知道怎么分的家，这处房产反正是属了二爷。二爷还有一处买卖在西单东南角把口，挨着长安大戏院，是间西药房，后来有了新政府，产业充了公。到我上小学的时候，那里变成了一家文具店，叫文华纸店。三爷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但不指着这处房产，大约是继承了父业，有间照相馆，叫大陆照相馆，在宣武门里头，后来归了西单路北，上海迁京的欧亚照相馆，叫欧亚照相馆分店，文革的时候改过名字，没人记得了，后来又改回来。我小时候还去那儿照过像。后来这个小照相馆也归了公，大家伙管那叫公私合营，每年到节下，总能看见两个原来照相馆的伙计到我们院子里来，大约他们已经是经理或者党支部书记了，可还是依着过去的老规矩，开口仍然叫三爷。母亲说，那是给三爷又送定息来了。

二奶奶没有生育，三爷就把他的二小子给了二爷做儿子。到了二爷的儿子长大了说亲，二奶奶就把娘家侄女给了过继的儿子。他们小两口生下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幼年的伙伴李国栋。国栋的妈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李国祥。老二、老三是女孩，叫李桂芝、李桂兰。老四是国栋，下面还有一个小的，叫李国梁。名字没有比这再普通的了。要不是来回这么搞运动，大家伙也赶着凑热闹，居然能想出“抗美”、“建设”、“文革”这么寒碜的名字，那么他们家的孩子还得有更多同名的了。

二爷、二奶奶都五十了，当然不工作。国栋他妈（我管她叫二妈）也不工作，一家大小九口人，全指着国栋他爸（我管他叫二大爷）一人上班挣钱。三爷家的三爷、三奶奶也不工作，三爷的儿媳妇也在家，只有三爷的大儿子，就是国栋的大爷一个人上班。全院只见我的父母跑进跑出地上班，显得最忙，还得雇个人看着我。有时候看着全院的人都挺清闲，也都没有个进项，母亲就说，给他们点儿钱，无论让哪一个照看着我，可他们都不怎么愿意，看过一回两回就烦了，母亲只好作罢，到外面去请人。二奶奶有一回还跟我说，你妈不在家看着你，到外边儿挣那两儿钱不值。

李家上下看着我们这一家从南方来的蛮子，只道是南方人勤俭，爱上班。我们家看着李家上下一家人坐吃坐喝，也替他们着急。想着是死了的骆驼比马大，皇上都换了两朝，旗人还真能挺得住。

彼此看着奇怪，一块儿相处却并不吃力。旗人好的是面子，礼数到了别的都好说。李家知道父亲是个读书人，替政府作事儿，但从来不细打听。知道我们家北京没有亲戚，逢年过节，从城外老家蓝旗营来串门的送个点心匣子，他家必是让大丫头或是二丫头送过来几块饽饽尝尝。我们家也必得找个借口，送过去一盘桂香村的南式点心给他们。我们家炒了什么菜，总是端过去一碟儿让李家尝个鲜儿，不过他们家大多不喜欢吃我们家的湖南菜，不是辣椒、豆豉，就是腊肉、苦瓜。旗人礼儿大，都客气，送给他们的菜每次都放在饭桌上，只是不动筷子。他们家的菜我也尝过，现在想起来，我最爱吃的就是芥菜疙瘩皮炒青椒。那芥菜皮和青椒用花椒爆一爆油，再一炒，甭提有多香了。

二大爷爱上天桥，有时候也带上我和国栋一块儿去。听相声，看掼跤，瞧唱大鼓的，瞅变戏法儿的，都是那时候开的眼，回家还学着给院里的大人演。二奶奶瞧着乐，说我的作派有那么点儿京味儿了。母亲有时候担心我学会了这些不好，父亲总是安慰她，说孩子除了正经功课，三教九流的知道点儿没坏处，老是正儿八经的，长大了没出息，虽然父亲自己一次天桥也没去过。

父亲也挺喜欢国栋，礼拜天经常带我们俩去放风筝，打球，要不就是去逛琉璃厂，翻翻旧书，瞧瞧古董，然后拐过杨梅竹斜街，去前门外大栅栏吃个小馆儿。

不过父亲是个生性散淡的人，并不喜欢凑热闹。到我快上中学了，街坊上像他这样的邻居差不多都陆续搬到机关宿舍大院去了。父亲单位的领导也来动员过几回。记得有一次是旧历年，领导的太太（当然也是领导）到家里来拜年，跟父亲说，还是搬到机关宿舍去吧，也算是照顾你，那里设备好，有暖气，有抽水马桶，房租也比私人的房便宜，家里有了什么事情，同志们之间还可以互相照应。父亲拿出我来作挡箭牌，说我的小朋友都住在附近，从小一块儿长大，离不开。事后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八小时在一起上班还不够，晚上还往一处凑。张家长，李家短，麻烦在后面呢。依我看，火炉子、茅坑就挺好。母亲是什么都听父亲的，这样，我们家在李家小院一直住到“文化革命”后被扫地出门，轰到乡下的“干校”为止。

这种个性也帮了父亲一小把。“文革”中父亲被揪出来，同事中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自然有那喜欢打“太平拳”的，能揍一巴掌就快活一下。可是从没有在一起住过，“私德”揭发不出来什么，只好在“公德”上狠下功夫。罪行当然就少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