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多前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份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仅就这场运动消灭知识份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要消灭的是知识份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话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他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份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份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份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份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份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份子，他们针对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份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份子的群体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摧毁知识份子的4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份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份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一、"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也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他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二、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党具结画押。这是剥夺知识份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